胡辛，原名胡清，江西南昌人，祖籍安徽黃山太平。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南昌大學影視藝術研究中心主任，二級教授，景德鎮市榮譽市民，1994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著有長篇小說《薔薇雨》《陶瓷物語》（《懷念瓷香》）《聚沙》《皇瓷鎮》等42部，三次蟬聯中國女性文學創作獎。曾被評為2005年中國十大優秀傳記作家，獲評2018年度中國好書。曾獲江西省教學成果獎5項，獲江西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3項，獲評江西省優秀研究生指導教師，江西省優秀模范教師。

4月11日深夜，接到王蒙老師短信："14日到南昌講課，屆時聯系。"身處信息時代，我卻是個信息閉塞的老嫗，頗費了一番周折，方知老師此番是來參加我省全民閱讀宣傳活動的。一位81歲的老人，筆耕不輟，從《青春萬歲》《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春之聲》《活動變人形》到《悶與狂》，一直引領潮流，不由人不感佩。

歲月留痕 風採依舊

4月17日上午，由江西省新聞出版廣電局等8家單位聯合主辦的"書香贛鄱：在學習中崛起" 泰豪論壇在南昌市紅谷灘新華文化城舉行。

因為活動日程安排緊張，我隻在開幕式上見到王蒙先生。81歲的老人坐在主席台上，不苟言笑，淡定傲然，似乎與生活中常敞懷大笑的王蒙有那麼一點不同，也許這就是氣場？！滿頭銀絲和不掩飾的老年斑當是歲月留痕，大自然的規律誰也逃脫不了，然而，一開講，風採依然，睿智幽默，瀟洒率性，思維敏捷，邏輯嚴謹，侃侃而談，引人入勝。

“是什麼讓您在80高齡仍然能保持如此好的創作狀態？”“我們現在應當怎樣讀書？”“怎樣從書中汲取營養和力量？”互動環節，機會難得，聽眾們有太多好奇，王蒙老師睿智解答。

純真年代 真誠心聲

20世紀80年代是文學的激情燃燒歲月。那是真正的全民閱讀年代，讀書的身影遍布城鄉，讀書的氛圍滲透街巷農舍住戶，只要識字的人，誰不議論《班主任》《傷痕》《從森林裡來的孩子》《喬廠長上任》《李順大造屋》﹔人們反省反思回歸，呼喚真誠的生活。

而我，做夢也沒想過，1984年春，自己竟然登上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的領獎台！那一瞬間我惶恐迷茫。《四個四十歲的女人》這篇描寫平凡女性世俗生存的小說得以發表，我已從心底感激《百花洲》和責任編輯周榕芳。為何還能得到全國評委青睞？今天想來，似明白應了如今的一個流行語：接地氣吧。

赴京領獎前，得知拙作的伯樂是時任《人民文學》主編的王蒙！我心頭一熱，依稀記得最早知曉他的名字是讀初中時。那時，舅舅經營上海文匯報在江西發行，他帶來幾張《文匯報》，上面正連載《青春萬歲》。一讀，雖似懂非懂，但也被蘇寧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動，讀到她憂郁地邊油印邊哼著破流行歌曲《千裡送京娘》時，竟追著問大人們何謂"破流行歌曲"。就這樣，先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竟是我的啟蒙書。在京領獎時，同屆獲獎的張賢亮爽快地告知王蒙先生的家庭住址和電話，湘女蔣子丹也鼓勵我：王蒙是不會隨便夸人的。但我到底沒有勇氣前去拜謝。

1984年，我的創作進入瓶頸，僅寫了三個短篇，且唯有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昌江情》還有點分量，仿佛從高峰墜入深谷。就在這年冬天，我應邀參加《北京文學》舉辦的筆會。筆會結束時，我鼓足勇氣，撥通了王蒙先生家中的電話。電話通了，卻結結巴巴不知所雲，但他似乎立刻就明白了，溫和地讓我上他家去坐坐，並問我現在何處，詳細地告訴我如何乘車倒車。

來到虎坊橋王蒙老師家中，坐在人造革面的長沙發上，我戰戰兢兢，一抬眼，見著對面牆壁上的挂鐘，沖口而出："我五分鐘就走。"老師笑了，說："好。真有意思。"

老師肯定看出了我的窘迫，他打開話匣，說："去年冬天坐在這長沙發上等晚飯的時候，隨手翻翻各地寄來的雜志，讀到你的《四個四十歲的女人》，讀著讀著，竟流了淚！夜間睡下后想想，不對呀，經歷了太多，怎麼會輕易流淚呢？於是又讀第二遍，又流淚了！當即給《小說選刊》主編葛洛打了個電話，說，我發現了。葛洛問道：你看看幾點？這一看，自己也嚇了一跳，凌晨3點！"

聽著聽著，我的眼睛潮濕了。老師鼎力推薦時，壓根不知作者是何人！

老師還說，葛洛老師當年對他也極力扶植。那時，他年少氣盛，對葛洛提的意見還逐條反駁，葛洛卻一直溫和地聽﹔見我無言，老師又改換話題：喜歡泰戈爾的詩？我點頭。（在《四個四十歲的女人》中我引用了泰戈爾的詩句："當我死時，世界呀，請在你的沉默中，替我留著‘我已經愛過了’這句話吧。"）一口氣說出泰戈爾的代表詩集《新月集》《飛鳥集》《園丁集》《吉檀迦利》﹔我真擔心他當面考我，因為我隻不過知曉些許碎片。見我仍不自在，老師很隨意地拉起家常，說到20世紀60年代他主動要求去新疆，一待就是16年，還當過稱職的生產隊長呢！他又說，厚積薄發，必須得有生活。生活在呼喚著文學，而創作是一種真誠的燃燒，只要你心中的火沒熄滅，你擁有生活，就還能寫，別急。真實，純真，是最寶貴。

我喉頭哽咽，老師知道我創作的困窘。還知道我有一部中篇《粘滿紅壤的腳印》正在《中國作家》審稿，那是寫農學院畢業的大學女生艾小雨改良紅壤的故事，他詼諧地告知：會發的，但沒有好到振聾發聵的地步。我終於笑了，這時，也不知過去了多少個五分鐘!

我並非口訥之人，為何如此反常？應該是在懂得我的慈悲者面前，唯有聆聽。回答應當用作品，那才是生命之花。

老師送我出門，說："認得了這個門，以后到北京就來呵。"

清泉汩汩 薔薇如瀑

1986年，作家出版社將我的第一個中短篇小說集《這裡有泉水》列入新星叢書第3輯出版，責任編輯是李玉英老師。王蒙老師此時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他來到江西調研，但安排得太緊，便請當時的省文化廳廳長轉告我隻有早餐前有點時間面晤。短暫的見面中，老師仍舊給我打氣：要自信，要真誠，要生活。

1990年春，時任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社長的周榕芳約我寫了部長篇小說《薔薇雨》，仍以南昌為背景，仍是女性題材。即將付梓時，他突然提出：能否請王蒙老師作序？我連連搖頭。但他已撥通了北京長途。沒想到，老師爽快地應允了，但是，他強調必須看了校樣后才寫。

校樣寄出后，忐忑不安。不過半月，就收到了老師寄自北戴河的信和序。

"序寫了，遲復為歉。我用了五天的時間，通讀全稿后才寫的。已經許多年了，我沒有從頭至尾讀完過一個長篇，甚至包括《百年孤獨》。"讀到這，淚水已模糊了我的視野。

20世紀90年代，經濟大潮已是浩浩蕩蕩，時間就是金錢，全心全意為他人作嫁衣裳者已漸珍稀，而老師卻仍誨人不倦獎掖后學！那年頭，名家作序已成為文學的一種時髦，多少人礙不過人情面子，含糊寫幾句"例行私事"，老師卻一絲不苟。這篇長達幾千字的序，有肯定有欣賞更有批評，都不含糊，后在《讀書》上發表。

朗費羅有詩句："有些雨一定要滴進每個人的人生裡。沒有雨，大地化作一片荒漠﹔沒有悲傷，人類的心會變得寂寞，無情而傲慢。"信然。

小院高樓 青春不老

從虎坊橋到朝內北小街的四合院再到干楊樹的部長樓，都去過。只要到了北京，總要去拜見。

四合小院裡有三棵樹。總記得師母饒有興致地說：春天採香椿，秋天摘柿子，七月打棗。陽光透過枝葉，洒下滿地的碎金。每次都撞見老師家的繁忙熱鬧，很少從容交談。但老師從不敷衍，總迸發出智慧的火花。

在這個小院裡，我將我厚厚薄薄的書送給他指正，《這裡有泉水》《四個四十歲的女人》《地上有個黑太陽》《薔薇雨》《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最后的貴族?張愛玲》等，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作家作家，作，就對了。他並不贊許我扎進傳記文學中，但他訪問台灣后，卻這樣評價《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以優美的語言、優美的情操，寫了一段逝去的故事和情感，能為官方和民間所接受，這是你的成功之處。

在這個小院裡，有一年元旦前，我見著了鋪天蓋地的花花綠綠的賀年卡！書桌上、茶幾上，高矮櫃上賀卡堆積如山，就連長長的暖氣管上，也密密麻麻鋪了層賀卡，好一個姹紫嫣紅的春的天地！這其間，老師無私地熱心地扶植了多少文學新人？老師的道德文章，不言而喻。

部長樓，我與玉英隻去過一次，正碰上老師在搬家。碩大的沙發剛剛挪進門，還沒到位，滿屋堆放著各式物件。可老師和師母知我們有事而來，仍舊熱情周到地接待我們。老師開朗地勸我：切記不要太計較，相信公道自在人間。

老師在王蒙自傳第二部《大塊文章》"十八歲出門去遠行"這一節中，回憶了新時期文學中對我、石定、余華、殘雪、劉西鴻、張辛欣、買買提明·烏守爾等中青年作家的傾心幫助和扶植。我至今記得他對《四個四十歲的女人》的評介："那種真實的生活氣息、真實的艱難和痛苦，那種歷盡坎坷仍然真實、仍然活躍著的一顆顆追求理想、摯愛而絕不嫌棄生活的心感動了我。也許這樣一種心地被一些人認為‘過時’了，而又被另一些人認為不合標准。讀到那位身患絕症的教師柳青的故事時，我落淚了，我推薦了這篇小說，我記住了這篇小說的作者的名字：胡辛。"

都走過了人生的四季。別來無恙，夫復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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