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代表著人類對工具的加工使用﹔陶器將泥土通過水與火，第一次合成了新物質﹔銅器、鐵器為人類社會的飛躍發展帶來曙光。相較而言，金銀器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貢獻不強，然而金銀以其稀有難得、絢麗燦爛的自然魅力，帶著一種生命的靈性，始終在社會生活、歷史發展中起著微妙作用，具有特別的研究價值。

　　黃金，在自然界中多以游離狀態存在，可以直接獲得。銀在自然界中主要呈化合物狀態，需掌握提煉技術。金銀及其器物，在古代社會生活中承擔了貨幣、賦稅、賞賜、貢奉等多種功能，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方式，甚至波及語言詞匯，如“金口玉言”“金科玉律”“一刻千金”“惜墨如金”……可以說，黃金、白銀用天賦的色彩描寫了生活的詩、歷史的事，成為古代社會文化的微觀鏡像。

　　用於裝飾，大約是黃金最初的功能。與夏代同時段的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出土了金環、銀環，是目前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金銀首飾。到了商代，很多遺址和墓葬中發現金箔、金片、金葉、金絲，大多是黏附在棺槨、漆器、車馬具上的飾品。四川三星堆、金沙遺址中發現的黃金面具、純金皮包卷的杖、四鳥繞日金飾件，有強烈的祭祀和崇拜意義。從制造技術上看，河南安陽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金片極薄，厚僅0.01±0.001毫米，經過退火處理﹔三星堆、金沙遺址的金面具等，採用了錘揲、剪切、刻劃等多種手法，表明當時工匠對黃金的性能已很熟悉。

　　容器的出現是金銀器發展中劃時代的標志。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盞、杯和器蓋，形體大，花紋精細而復雜。春秋戰國時，金銀錯、鎏金已是常用技術。進入漢代，金銀器制造擺脫了主要作為附屬裝飾的地位，成為獨立的手工業門類。金銀器皿數量、種類增多，有盤、匜、碗、盆、盒、壺等，還有金灶模型、金縷玉衣、銀縷玉衣、金銀印章、各種首飾。廣州南越王墓、河北滿城劉勝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劉賀墓、雲南晉寧石寨山墓的金銀器，是西漢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發現。

　　南北朝時期的金銀器，有一個重要現象，即外來的輸入品增多。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的銀盤、北魏城址的銀長杯和銀碗，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的鎏金銀壺，廣東遂溪南朝窖藏的銀碗等，都來自西亞或中亞。外來器物為中國金銀器發展注入了新活力。唐時宮廷的奢華風格和官營管理成就了金銀器的一個高峰，在陝西西安李靜訓墓、西安南郊何家村、寶雞扶風法門寺地宮及浙江杭州雷峰塔地宮等都有大量精美的金銀器出土，其造型、紋樣常被其他材質的器物借鑒，引領時代風尚。

　　宋代以后，由於金銀器原材料更加充足，器物產量增加，商品化和平民化傾向漸濃，批量生產使模式化、成套的器物紛紛出現。產品以嶄新的風貌向兩個相反方向發展：一個是更加華麗、精細，一個是趨於素朴、簡潔。前者服務於貴族豪富，后者滿足普羅大眾。宋元金銀器的造型和紋樣發生明顯改變，普通的碗、盞、杯、碟、盤、盒、瓶各有不同樣式。有些器皿造型直接取材於自然界，牡丹象征富貴、蓮花象征純潔、桃子象征長壽、梅蘭竹菊象征君子等。“圖必有意、意必吉祥”，形成一種新的文化韻味，這是中國民俗藝術史上的新現象。

　　士大夫的審美影響了高檔金銀器產品的制造，詩情畫意的場景、閑情雅致的意蘊經常體現在器物裝飾圖像上，並題有詩句，融詩書畫為一體。仿古或復古風格的器物又是一個重要現象，通常是模仿先秦時期青銅禮器，不僅有鼎、簋類的造型，還施有雲紋、雷紋、饕餮紋等，精巧別致，古色古香。

　　明清金銀器的用途更為廣泛，滲透到宗廟建筑、宮廷裝飾、冠服首飾、文房用具等方面，器物無固定模式，很多向純藝術性、觀賞性方向發展。明清金銀器制作不僅更加精細，還常常與鑲嵌工藝相結合，各種寶石鑲嵌使器物更為奢華，還有以金掐絲填燒琺琅的新工藝出現。累絲工藝的作品堪稱金銀細工一絕，具有織物般柔軟華麗的質感，顯示出對金銀材料特性更深刻的了解。

　　金銀器質地上的可塑性和外觀上的絢麗，使人們用物質材料表達精神生活的形式更加豐富，也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信仰、禮儀、等級、技術、藝術、時尚、理想及對外文化交流等諸多方面的社會風貌與變遷。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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