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油畫《水草地》，作者孫立新。

　　我是一名軍旅畫家，從事主題性美術創作已有40余年。我的藝術之路始終與“行旅”二字相伴——軍旅承載我的使命，行旅則是我完成使命的方式。寫生是我創作的源頭活水，從學畫之初至今50余年從未間斷。近年來我多次踏上紅色熱土，用畫筆撫今追昔。我深知隻有回到歷史現場，直面真景，方能生出真情。

　　畫歷史題材，最難的是“真”。坐在畫室裡翻閱資料，與站在歷史發生的現場，感受天差地別。真景與真情實感所產生的共鳴，是書本和照片難以比擬的。

　　為創作《走過岷山》，我沿著紅軍長征路線走了3個月，出發時穿著汗衫，回來時已換上毛衣。出發前，我是迷茫的，不知該用怎樣的藝術語言來表達主題。一路走下來，腦海中的畫面漸漸清晰。尤其在青海，高原的藍天、白雲以及大塊雲影投下所形成的強烈明暗對比讓我激動——我找到了適合這件作品的藝術語言：用大塊的黑白對比塑造紅軍戰士堅韌不拔的風骨，用雕塑般的造型和肯定的邊緣線，表現他們克服一切困難的勇毅。我還借鑒詹建俊先生《狼牙山五壯士》的造型方式，追求大刀闊斧的力量感。

　　在甘肅與青海交界處，我乘坐的越野車陷進了草地。司機和小戰士著急地說：今晚住哪兒都不知道，你還有心思畫畫？我卻覺得太難得了——站在紅軍走過的草地上，風兒吹過，雲朵低沉，我真切體會到：沒有理想和信念，紅軍不可能走過去。我畫下了那片草地，后來它就出現在《走過岷山》裡。

　　創作《我們一定會回來》時，我到江西瑞金，站在於都河畔，雨后的天空，烏雲低垂，我瞬間感受到了當年紅軍夜渡於都河的悲壯。老鄉告訴我們，送別的場面極其感人——妻子送丈夫、父親送兒子，渡了三天三夜。我放著《十送紅軍》的曲子，從早晨5點一直畫到晚上9點，就是為了讓自己在寫生中獲得的感受不中斷、不跑調。這張畫的色調，便是根據於都河畔烏雲低垂的寫生感受鋪就的。

　　如果沒有行走和寫生，我無法找到這些畫面的靈魂。寫生不是簡單的素材收集，而是用腳步丈量歷史、用心靈感受溫度的過程。

　　主題性美術創作的核心在於情感的投入，隻有創作者先被歷史感動，作品才能感動別人。因為繪畫不僅要有生活的底色、自然的底色，還要有精神的底色。

　　畫楊靖宇時，我幾次到他戰斗過的地方寫生。他的事跡最打動我的是那句：“如果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我努力在畫中表現出這種驚天動地的民族氣節——北風呼嘯、大雪紛飛，楊靖宇靠在大樹上，為中華民族流盡了最后一滴血。

　　創作《激戰鬆骨峰》時，我讀了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讀到志願軍戰士犧牲后兩手仍緊抱敵人、手指掰都掰不開的細節時，我被深深震撼。后來這幅畫展出時，鬆骨峰戰斗幸存的7位老戰士專程來看，他們握著我的手說：“謝謝你還沒忘了我們。”那一刻我感受到美術工作者肩上所擔負的責任如此之重。

　　在貴州遵義寫生時，我始終懷著崇敬的心情去追尋紅色印記。站在赤水河畔，流水聲中仿佛能聽到當年炮火連天的壯歌。在《土城的陽光》創作中，我想把今天的陽光充分表達出來，以緬懷先輩們為今日美好生活付出的犧牲。當畫筆與歷史相連，當寫生融入對先輩的敬仰，畫面便有了精神分量。

　　當前，主題性美術創作蓬勃發展，年輕畫家紛紛投身其中，這是可喜的現象。但一些急於求成的傾向依然存在——找幾張照片用電腦拼接起來就成了一幅畫的草稿。這樣的作品往往簡單化、表面化、套路化。尊重藝術創作的規律，同樣是紅色寫生的前提。

　　我始終記得軍博前輩藝術家高虹、何孔德等先生的教誨：創作不能離開生活。他們當年上井岡山體驗生活一待就是半年。我在八一電影制片廠工作時，聽老師們講，演員王心剛為拍《海鷹》，先到魚雷快艇上生活了幾個月。美術創作也是一樣——從體驗生活、感受時代，到收集素材、畫草圖、打磨、完成，是一個系統工程。

　　現在大家經常說“深扎”，我感覺特別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真正扎進去。我常年堅持小幅油畫寫生，受導師朱乃正先生影響，每到一個地方就快速畫一張，日積月累畫了幾百幅。它們是我人生的視覺日記。正是這些看似平常的寫生積累，才讓大型創作有了根基。

　　面對遵義的赤水河、岷山的雪景，面對一片片紅色土地，我希望通過畫筆向當代青年傳遞紅色精神——在最困難的時候，憑著信仰、毅力和信念跨過去。戰火硝煙雖已遠去，但這種精神仍需傳承。藝術作品要想有力度、有深度、能經得起歷史檢驗，就不能太著急。把心沉下來，真正扎到生活和人民中去，讓作品先感動自己，才有可能感動時代。

　　寫生是我探索真理、探索世界的心靈之旅中一條久遠的路，我會繼續走下去。

　　（作者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美術創作室原主任）

　　《 人民日報 》（ 2026年07月05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