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今天中國的大地上，如果要尋找一座宋代城市的話，我認為非江西贛州莫屬。

也許有些人會不以為然。由於歲月太過久遠，宋代及其以前的城市，要麼被風沙淹沒，要麼被自然災害夷平，要麼被兵燹戰火摧毀，早已灰飛煙滅。不僅如此，就是幸存下來的宋代遺跡，如今也僅剩零星孤物，極少見到了，難道贛州就能例外麼？

近些年來，許多地方為了發展旅游，興起了一股建造“古城”“古鎮”“古街”“古村”的熱潮。宋朝作為一個文化發達的王朝，其史書記載和民間傳說的一些著名街坊和建筑，自然是人們恢復和打造的重點。於是乎，“仿宋街區”在各地悄然興起，街邊小店宋幡招展，街上“宋人”穿梭來往。更有甚者，再來一場“清明上河圖”式的聲光電演出，直接把宋代的氛圍感拉滿。也許有些人會認為，贛州的宋城大概就是這樣粘貼出來的“復制品”。

其實不然。作為曾在贛州工作過的人，我覺得，無論從哪方面看，贛州都是一座原汁原味、獨一無二的宋城。

第一，在全國，隻有贛州至今還保留著宋代城市的街道格局。我曾到過開封和杭州。這兩座城市，一座是北宋的都城汴京，一座是南宋的都城臨安。但它們都不見了當年的城市痕跡。前者被黃河的泥沙多次掩埋，化作了層層累土﹔后者被歷史的風雨多次重構，早已面目全非。而贛州卻不然，老城區的街道布局仍是宋代的。由於這裡是章江和貢江的交匯處，又是千裡贛江的起點，三面環水的地理環境，為城市的設立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南朝梁承聖元年這裡正式建城。五代十國時期，后梁守將盧光稠對城區進行了擴建。到宋代，形成了六條大街的基本格局。千年后的今天，這六條大街的位置與走向一直沒有變動，仍是老城區的主要干道。漫步其中，宋代街道的坐標舉目可見，宋代街道的紋理觸手可摸，宋代街道的氣息扑面而來，簡直就是一座活生生的宋代城市。

第二，在全國，隻有贛州至今還保留著宋代的城牆。北宋嘉祐年間，贛州知州孔宗翰組織民眾，沿著城區一側的章江和貢江沿岸，用磚石修筑起了一道長達13華裡的城牆。在這條宛若巨龍的城牆上，砌著無數刻有燒制者名字和時間等內容的銘文磚，據統計，共有521種，其中最早的一種系北宋熙寧二年（1069）所造。正是這一塊塊斑駁凹凸的銘文磚，刻載了宋代城市的記憶，砌串起了宋代贛州的歷史。這比任何文字記載都更真實更可靠。它無可辯駁地証明：這是我國唯一保存到現在的宋代磚城牆，而且是我國宋代城牆古跡中的一件孤品。

第三，在全國，隻有贛州至今還保留著宋代的城市“下水道”。這套地下排水系統，有個非常雅致的名字，叫“福壽溝”。更令人驚嘆的是，這套排水系統今天還在地下默默地發揮著自己的作用。在古代社會，沒有現代機械的情況下，能設計和建造這樣的地下排水系統，這是一個天才般的創造，不僅是中國城市建筑史上的奇跡，甚至是世界城市建筑史上的奇跡。

第四，在全國，隻有贛州還保留著宋代浮橋。在古代江南，大凡有河流的城市，幾乎都有浮橋。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和交通條件的改善，城市的浮橋幾乎都拆掉了。我們如今在有的地方看到的浮橋，都是近些年為了“恢復城市古貌”而重建的。然而贛州就不一樣，從南宋到今天，貢江上的浮橋就一直橫臥在滔滔江面上。贛州浮橋，是利用水的浮力和船的功能相結合的杰作。走在浮橋上，可以感到古人的智慧在水面上蕩漾和流淌。

第五，在今天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隻有贛州還保有宋代開鑿的石窟。談到石窟，人們往往會想到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等，但這些石窟都位於祖國的北方。而緊靠贛州老城的通天岩石窟，卻是我國地理位置最南端的一處石窟群。它在唐代末期動工，宋代全面開鑿並完成，共有315處窟龕，造像359尊，除唐代的8尊外，全系宋代雕鑿。此外，還有大量的摩崖題刻。因為它規模較大，所以被稱為“江南第一石窟”。

第六，贛州老城區的慈雲塔，也是一座宋代建筑。它高42米，正六邊形，共9層，青磚構造。同城牆一樣，塔身上砌有許多“北宋天聖元年”“天聖二年”等銘文磚。由此斷定該塔為北宋天聖年間（1023-1032）所建。千百年來，它就像一個飽經風霜的老僧人，俯視著贛州城的滄桑變化。

由此可見，贛州的宋代古跡，不像有的地方只是個別的遺存，而是一個類型多樣的建筑集群，在全國絕無僅有，為我們全方位地了解宋代城市提供了一個現實樣本。著名古建筑學家宿白先生實地考察后，稱贊贛州是“宋代建筑博物館”。1994年，贛州被國務院批准列為‌全國第三批歷史文化名城。同年11月，贛州市舉辦了“中國贛州宋城文化節”。

贛州，這座千年“江南宋城”，終於回到了人們的視線，引起了世人的矚目。

二

一般來說，古跡這東西，年代越久遠，就越難保存，也就越稀少越珍貴。贛州老城區的宋代建筑群，在千年的時光隧道中穿越到現在，這是一個偉大的傳奇。

這個千年傳奇是怎樣創造的？是因為老天爺的愛護有加？還是贛州這片土地有著神奇的靈性？其實，原因並不神秘，這些宋代建筑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中國的政治文化有個傳統，非常強調良心，講究官德，主張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中國古代的封建集權制度，卻又把一些人變成了唯命是從、碌碌無為的官僚。而另一些官員，出於職責和良心，把官位當平台，在任內有所作為，成就了許多流傳千古的功績。多虧贛州是塊福地，宋朝時在這裡任職的多位知州，就是這樣有良心有作為的官員。

北宋熙寧年間（1072），水利專家劉彝出任贛州（當時叫虔州）知州。他看到贛州城每下大雨就發生內澇，心裡十分不安，於是設計並開挖了兩組地下排水道。一組分布於東南城區，稱為“福溝”﹔一組分布於西北城區，稱為“壽溝”，然后通過城牆，將水排入章江和貢江。同時在福壽兩溝的出水口安裝了自動木制水窗，平時可以將城區的污水排入江中，洪水時又可自動關閉，不讓江水倒灌。福壽溝總長約12.6公裡，“砌以磚，覆以石，縱橫迂曲，條貫井然”，其中主干通道寬0.6米至1米，高1.6米至2米，人在裡面可以自由行走。不要說在當時，就是放到現在，這都是一項非常浩大和了不起的工程。前幾年，贛州市建起了“福壽溝博物館”，集中展示了這項偉大工程的模型。

我想，在宋朝，朝廷不會布置知州去修建下水道，也沒有人會去強迫知州修建下水道。但知州劉彝卻主動把贛州的排水溝建起來了，而且建得非常科學，質量上乘。這不僅充分展現了劉彝水利方面的杰出才能，更體現了劉彝為官理政的良心。在他看來，知州的含義，是治理，是消災，是興利，是除弊，是為民造福。他完全可以同兩千年前建造都江堰的李冰媲美。李冰用滾滾清流灌溉和滋養了成都平原，劉彝以排除城市污水保護市區和民眾。兩人可謂異曲同工，殊途同歸。劉彝，不愧為“贛州的李冰”。

城市排水系統一直被稱為“良心工程”。因為它不像地上工程，突兀在外，引人注目，可以炫耀，而是深藏地下，不為人所見。特別是現代，更是如此。我們欣喜地看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城市化的飛速發展，地下排水系統建設不斷加強，標准越來越高，質量越來越好。但也有少數城市，地面上高樓林立，大廈比肩，街道縱橫，橋梁飛架，處處流光溢彩，十分繁華亮麗。然而對這項“地下工程”重視不夠，抓得不力，所以一下大雨，就道路被淹，房屋進水，造成交通堵塞，城市癱瘓，甚至使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遭受嚴重損失。記得有位著名作家說過：看一個城市的發展程度，並不是看它表面有多繁華，硬件有多好，應當去看看它的下水道。一個城市的下水道，才能真正反映政府官員為百姓考慮的事情有多少。這個東西你花了錢進去是看不到的，隱藏著對百姓的責任，隻有在下雨的時候才會面對。無論怎樣下大雨，城市都不會被淹。也許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贛州人稱劉彝是“千年不朽的良心”。

近讀王陽明，內心受到深深的觸動。他巡撫南贛時，在平息當地匪患后，說了這樣一番話，大意是：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一個人碰到麻煩去戰勝它，其實不難，難的是戰勝自己。當時的南贛大地匪患三十余年，不是官軍沒有勝過，而是前任官員把平匪當作任務，打勝就表功，就走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王陽明的這段話，實質上說的就是官員做事必須要有“良心”，要真正為老百姓著想。這恐怕是贛州何以成為千年宋城傳奇的最好詮釋，也是現在有些地方出現“豆腐渣”和“面子工程”的反面注腳。所以，作為一個官員，心中要有百姓，做事要有良心，決不能疏於職守，馬虎應付，更不能為了貪圖功名而作“表面文章”，而應在“下水道”之類的事情上多下力氣。真正的政績工程，是藏在心底的良心創造的。這也許就是劉彝建造贛州地下排水系統給今天我們的啟示。

三

贛州的宋代古跡能夠創造千年傳奇，與這些古跡具有長久的實用功能、能夠長時期給民眾帶來福祉，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這個道理我最初是從贛州城牆上領悟的。在我過去的認識裡，城牆是中國古代城市的防御設施，同時也是城市空間的界定，其主要作用是為抵擋敵人入侵提供堅固的物理屏障，以及便於政府管理人口流動和維護社會秩序。所以，城牆也就成為中國城市一種特有的現象，以至成為一種文化。

凡有城市，必有城牆。應當說，這在冷兵器時代是非常必要的。當敵人進攻、兵臨城下時，城牆便是最有效的盾牌。而在進入熱兵器時代以后，在大炮飛機面前，城牆就不堪一擊。這樣，喪失了防御功能的城牆，也就被逐漸廢除而退出歷史舞台。即使如北京城那樣高大雄偉的城牆，也最終逃脫不了被拆除的命運，其身影已渺遠得無處可尋。極少數地方沒有拆除的，也只能成為歷史的遺跡，供人參觀憑吊、發思古之幽情了。

但是，贛州古城牆就不一樣，它不僅是一道軍事防御牆，而且是一道堅固的防洪牆。我就親身經歷過這樣的場面。1994年6月，贛州發了一場大洪水。幾天不停的大雨，使章江和貢江的水位猛漲，夾帶著大量泥沙的渾黃色洪水肆意地咆哮著，吞噬了村庄和田野，不少房屋倒塌，成片庄稼被毀。我深恐贛州城區也會被洪水所淹，於是冒雨沿著城牆察看。那場面真叫人心驚膽戰。江水已經高過了市區地面，形成了不小的落差，整個城市被洪水包圍，成了陷落在中間的一片窪地。一個個洪峰如海嘯般襲來，沖擊著城牆。然而，在洶涌的洪水面前，城牆卻如鋼鐵長城般巋然不動。由於有了城牆作屏障，市區秩序井然，一切如常，商店照常營業，居民照常生活。此時，我感到眼前的城牆，不是冰冷的存在，而是充滿著靈性和溫度。由於地處江南，贛州幾乎每年都要發大水，而正是城牆，抵擋著洪水，使市民免受洪水侵浸之苦。也正因為如此，市民把城牆看成護衛自己的“生命牆”，一有損壞，就捐磚捐工，及時修復。城牆保護了老百姓，而老百姓又反過來保護城牆，以至在長期的歷史中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這也就使得贛州城牆雖歷經千年而完好地保存下來。

城牆如此，貢江上的浮橋又何嘗不是如此。南宋乾道年間，當時任贛州知軍的洪邁，看到貢江兩岸的民眾往來不方便，就令船廠造了100多隻小舟，在江面依次排列連接，上加橫梁，再蓋上木板，建成了一條長達400多米的浮橋。為了不影響船隻來往，浮橋每天定時定點劃開小舟，斷開橋面，形成臨時航道，讓船隻通過。自此之后，浮橋一直是貢江兩岸民眾聯系的紐帶。對岸的村民經常過橋到城裡買賣東西，城裡的市民則經常過橋到對岸農村走動辦事。過浮橋，進出城，已經深深融入了當地民眾的生活。因此，保証浮橋的暢通，也就成為當地民眾的一種自覺。每逢架橋的小舟和木板壞了，大家都會自覺地出錢出力進行修復。花謝花開，年復一年，小舟和木板不知換了多少次，浮橋卻從未中斷過。即使是在現代化的橋梁飛架起來之后，浮橋上依然人來人往，川流不息。我曾聽過一名中年人說，他喜歡走浮橋，方便親切，自由自在，那種感覺是在坐車過橋時沒有的。可見，任何一種事物只要對民眾長久“有用”和“有利”，它的壽命就會長盛不衰。

四

贛州宋代建筑得以保存至今，創造千年傳奇，還得益於大自然的特別饋贈。

從位置上說，贛州地處偏僻，四圍被高山深鎖，位於一塊小小的盆地之中。隻有一條贛江滾滾北去，穿過崇山峻嶺通往省城南昌，交通極不發達，進出很不方便。不要說在古代，就是新中國成立后修建了公路，從南昌乘車到贛州也要花兩天時間。1990年代中期改擴成二級公路后，小車也還要跑八個小時，大車用的時間就更多了。那時，在省城南昌人的心目中，贛州是一個十分遙遠的存在。正因為交通不便，贛州長期待在深閨，度著自己悠閑的時光。那些宋代建筑也靜靜地躲在一角，悄悄地傾聽著歲月的無聲流逝。

由於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贛州從來就不是全國性的軍事重鎮，也不是全國性的兵家必爭之地。因而也就較少受到諸侯的爭奪，較少受到豪強的蹂躪，較少受到戰火的摧殘。雖然歷史上這裡也發生過多次戰爭，但大的隻有兩次。一次是在1646年，清軍和南明的軍隊在這裡進行了一場激戰，使贛州城遭受了嚴重破壞。一次是1945年2月，日本鬼子佔領贛州，在投降撤退前，對贛州進行了瘋狂的燒殺掠搶。但從歷史的長河上看，贛州總體上是安定的、平靜的，不像北方和長江中下游平原那樣戰亂頻仍。所以一些宋代建筑得以躲過戰爭的浩劫而幸存下來。要不然，我們隻有從發黃的歷史冊頁裡去尋覓這些古跡了。

由於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贛州從來就沒有成為過顯赫的全國經濟中心。在古代，贛州雖然長期是州和縣治所在地，但經濟始終不夠發達。在大運河建成和大庾嶺驛道開通后，贛州成了全國南北交通大動脈上的節點城市，經濟上有過一段輝煌時期，在宋代甚至躋身全國三十六大城市之一。然而在整個歷史進程中，贛州的經濟是比較落后的。就是在宋代，就重要性而言，也遠不及當時的南康軍所在地大余。特別是到了近代，隨著海運和鐵路運輸的興起，內河運輸迅速衰敗，贛州頓時成了交通的死角，經濟一落千丈。在很長一段時期，直至改革開放以前，贛州都不是經濟發展的重點地區，很少有大的基建和項目在這裡投資，所以經濟一直發展不快，是典型的欠發達地區。沒有耀眼的光芒，沒有炫目的繁華，沒有顯赫的“家世”，沒有蓋世的聲名，這些既是贛州的不幸，又是贛州的大幸。它因此沒有被歷代官府“整容”和“重構”，沒有在近現代工業化和城市化中被毀滅性翻新，從而完整地保留了宋代的模樣。從這個角度看，地區偏僻，交通不便，對發展經濟不利，而客觀上於保護文物古跡又是有利的。可見，任何事情都不是絕對的，具有正反兩面性，有時看起來是好的事情，其實也會產生負面作用，以至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

五

贛州被稱為“江南宋城”，不僅僅表現在地面建筑的物質層面，還表現在文化和精神的層面。贛州宋代建筑之所以能演繹千年傳奇，歸根結底是宋代的千年文脈鑄就的。

宋代是贛州文化最為輝煌的時期。許多文化名人都與贛州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在贛州留下的足跡和詩文，為當地的一座座建筑賦予了文化的靈魂，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最先對贛州具有重要影響的是周敦頤。這位理學奠基人，在北宋嘉祐六年（1061）任贛州通判，任職期間寫下了著名的《愛蓮說》，以蓮喻人，以蓮明志，闡發了一種清廉正直、超凡脫俗的品格追求。這篇文章猶如一股清流，澆灌著贛州，塑造著贛州。我們可以在一處處宋代建筑中，在建造這些建筑的眾多官員身上，看到這種蓮花精神的賡續和綻放。

緊隨周敦頤之后的，是蘇東坡。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中國人形成了一個習慣，喜歡在高處修建樓台，以觀景抒懷。時任知州孔宗翰也深諳其中之趣。他在修筑贛州城牆時，在東北角城牆的最高處修建了一座樓台。這確是一個最佳觀景處。登上斯樓，放眼四望，如畫的景色盡收眼底。孔宗翰也是醉了，他把這些景色繪成圖畫，帶給任密州知州的蘇東坡，請他作詩。但蘇東坡遲遲沒有動筆。一年后的1078年春，蘇軾平調徐州，孔宗翰也轉任陝州，在經過徐州時，他再次請蘇軾題詩。這次蘇軾沒有推辭，他反復端詳著圖畫，對照圖畫上的八大景觀，頓時文思泉涌，筆走龍蛇，一口氣寫下了八首詩。這組詩把贛州的山雨雲煙、江流奔騰映照得栩栩如生。這座樓台於是也就有了一個詩意的名字——八境台，這也直接開創了中國城市八景文化的先河。從此，八境台成了贛州的文化地標，城牆因八境台而增添了文化和精神的內涵，八境台因蘇東坡之詩而聲名遠播，贛州因此也就有了千年不衰的文脈。

一百多年后，辛棄疾描寫贛州郁孤台的詩又淒然問世了。1175年，辛棄疾任江西提點刑獄，在平定茶商賴文正之亂后，途經萬安造口。他望著滾滾滔滔的贛江水，想起了此處是建炎三年（1129）隆祐太后被金軍追擊棄船登陸然后逃至贛州避難的地方，由此又想到了贛州城內賀蘭山上的郁孤台，不由心潮起伏，思緒萬千，於是展紙揮筆，寫下了著名的《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此詞雖非在贛州登台而作，但作者卻借郁孤台抒發了其愛國憂民、沉郁孤獨、壯志難酬的悲憤之情。郁孤台因此詩譽滿天下，台下的江水和城牆也因此詩增添了文化的重量。

南宋末年，文天祥又來了。他高中狀元后，於咸淳十年（1274）任贛州知州。多少次，他沿著城牆攀上八境台登高遠望，沿著六條大街體察市井繁華和煙火民情，寫下了“八境煙濃淡，六街任往來”的詩句，為宋代的贛州街道留下了難得的文字存照。然而，這年十二月，元軍逼近京城臨安，文天祥臨危受命，組織義兵抗元勤王。雖經浴血奮戰，但因力量懸殊，最終失敗而落入了元軍之手。被俘后，他面對敵人的引誘威逼，寧死不懼，寫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唱。贛州，因文天祥而充滿了天地正氣，挺起了千年脊梁。

明代的王陽明，是一個對贛州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僅因為他平息了贛南匪患，讓老百姓過上了安定祥和的日子，還因為他辦書院，興教化，企望“人人皆聖人”。通天岩的“觀心岩”，就是他常與門生講學論道的地方。一個佛像石窟，成了傳播心學的殿堂。心學在這裡完成了最后的升華。1520年王陽明在贛州首次向其門人提出“致良知”學說。與此同時，他的弟子刊刻了他的《傳習錄》。現存的通天岩摩崖石刻記載了這一活動。通天岩，一座佛像藝術與儒家心學交相融合的神聖之地。

當然，在贛州駐足過的，還有黃庭堅、朱熹等眾多文化名流，他們為贛州所寫的大量詩文，也使贛州的宋代建筑平添了文化的魅力。

任何歷史名人，其本身就是一道人文景觀。如果一個地方和一座建筑，沒有名人和文化的光臨，就很難引起世人的矚目，就很難被歷代所傳頌。正是因為有了文化和名人的“含金量”，贛州的宋代建筑才得以大放異彩，以至歷久彌新，成為中華文明的稀世珍寶。

贛州，一座宋城的千年輝煌。

贛州，一座宋城的千年傳奇。（劉上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