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至下从右往左,数千年来汉字为什么这样读

李海平

2019年11月19日11:12  来源:中国青年报
 

  左图为良渚黑陶贯耳壶;右图为龙虬刻文陶片。

  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字序、行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的4个字呈横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虬发现的刻文陶片,可以分为两组,4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

  不过,这种自由式的行款在面临字数增多,或是有其他更高功能需求的记录时,不足就非常明显,新型的行款必然出现。

  字序为什么从上至下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应是新需求。根据早期汉字的应用情况,我们不难猜测,它就是甲骨文占卜、竹简记录等活动。所以,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简本身,二是活动性质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的甲骨常被略去,因为甲骨本身对字序、行序没有多少约束;而竹简常受关注,学者们常从持简习惯、书写习惯等方面入手,认定竹简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对于自上而下的字序,尤其是单简书写时,无论是“方便说”,或是“持简习惯说”,都略显牵强。

  “方便说”认为,汉字字形便于竖写,所用的竹简宜于竖写,这是汉字书写的决定性条件。但事实上,尚没有真正讲究书写顺序的初期汉字,是无所谓竖写横写的,这时候的书写是为字形服务,而非字形为书写服务。而就竹简而言,客观上也没有明确的适宜横写或竖写,同样构不成竖写字序的决定性因素。

  “持简习惯说”认为,古人应是席地而坐,左手持简,置于胸前,右手执笔而书,正是持简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序的下行。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简的习惯,而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所说:“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不是别的,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比如,甲骨是种不易写也不易刻的“不方便”材料,却被选为早期一个重要的书写载体,可见古人有时候对书写的目的更为重视,方便性反而是其次的。

  这样,就剩下第二点,即活动本身。毫无疑问,甲骨占卜活动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它具有两个先天优势。

  首先,地位优势。“生民之初,必方士为政”,当时以卜问吉凶、占福祸、决犹豫、定嫌疑,无论政治还是生活,占卜可以用来指导一切活动,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其次,亲缘优势。很多学者认为,汉字的诞生与巫及其活动有密切关联。那么,汉字应用相关规则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会遵循巫相关活动的需求,而甲骨占卜是先民最重要的巫术活动之一。

  如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甲骨占卜活动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的关键性作用。

  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它绝大部分是占卜的结果,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达出来的文字呈现,是一种来自神灵的从天而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从形式上正好吻合这个特点。

  对于这种“天垂象”式的自上而下,我们还可以找到几个辅证:

  其一,骨板上多个段落阅读次序的设定。一个完整骨板上,如有若干段卜辞,那么这些段落的阅读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从下一段开始,按照次序逐段上读。这正好切合处于下方的占卜者先问问题,然后逐步往上,高居在上的神灵给予昭示的过程,也与占卜活动的性质相契合。

  其二,古代天地上下贯通观念的写照。如良渚文化中祭祀所用的琮,它外方内圆,竖立时就把方圆串起来,也就是贯通地和天。古代类似这种样式的祭祀用品,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如广东东南端的海丰县,曾发现与良渚文化相似的玉琮。可见,天地贯通应是先民们精神世界里的一种共同观念,汉字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设定,不也正是这种天地上下贯通观念的直观反应吗?

  其三,对应“上达”“下传”方式。古代常用火烟作为祭祀“上达”的媒介,它是自下而上;那么表示“下传”内容的神昭示文字,自然就是自上而下了。

  行序为什么从右往左

  甲骨占卜活动的性质决定了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行序呢?

  从甲骨材料出发,它通常可以分为几个对称区域,为此我们常看到为对称之美而设定的“下行而左”和“下行而右”两种方式,也就是说,行序是自由的,可见后来行款常单一地以“下行而左”,即行序“从右至左”为主,决定性因素不在甲骨。

  那是不是竹简呢?目前我们尚未见到与甲骨文同时期的竹简实物出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讨论竹简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所起的作用。

  著名汉学家吉德炜曾提出“贞人备忘笔记”的说法,认为商代贞人有用于备忘的笔记,记录当时的占卜事项,等占卜应验后,根据记录再契刻甲骨。如果确实存在这种“笔记”,那么采用的书写工具可能有甲骨、竹简或帛书。而根据占卜活动的频繁和竹简的相对易写易得,竹简应是最常用的工具。

  作为辅助的竹简,将自上而下的字序固定化,而行序相对灵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字序的恒定带来持简方式的固定化,最终促使竹简开发出最适用自身情况的行序。当然,如果吉德炜所猜测的“笔记”并不存在,根据甲骨占卜活动所具备的天然优势,处于“劣势”的竹简应该是这样的状态——虽然不具备决定字序的机会,但还是拥有决定行序的“权力”。

  对于竹简,无论是先写后编成册,或是先编成册再书写,从右至左都是比较方便的,对此,不少学者已有丰富的论证,下面简单列举其中代表性的一二。

  对于先写后编成册的情况,钱存训先生《书于竹帛》中提到:左手持简、右手书写,便于写好的简策按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劳榦先生在此书《后序》中进一步详解:左手书写,所有空简放左边,写好依据顺序放右边,形成自右向左的顺序,最后装订就据此而来。

  对于先编后写的情况,王凤阳先生认为:“原因之一是习惯势力的作用;原因之二还是书写上的方便。”“从右边写起可以边写边把卷着的简摊开,非常自然。如果从左边写起,腕下垫起大卷的竹简,写起来十分碍事,将编简摊开,移动起来也十分麻烦。”

  据此,我们发现从右至左的行序应是来自竹简书写的作用。

  通过甲骨占卜活动和竹简的配合,甲骨文和竹简都形成了各自的行款定式:甲骨行款——卜辞类字序自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或从左至右,非卜辞类字序一样,行序除了虎骨刻辞外,基本采用从右至左;竹简行款——字序自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

  在此过程中,字形“不得不”作出一些配合性的调整,同时也获得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配合性调整,如“马”“虎”等宽度较大的字形,为“自上而下”的统一需求,纷纷变得竖立起来,“典”“箕”等左右太宽的字形,把构件两个“手”下移;新的发展方向,如更关注篇章里上下字之间的关系,而相对忽略左右字之间的关系,这成为后来确定字形书写顺序的主要出发点,影响深远。

  不过,汉字行款基本样式的真正确立,应是在周代。周代在继承商代的行款中,如同有意弱化乃至抛弃了甲骨占卜的方式一样,“商亡以后,骨卜之俗顿衰”,而单纯延续了竹简行款样式,统一使用字序自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的行款,极少有例外。自此,被沿用数千年的汉字行款基本样式得以完全确立。与汉字相关的其他内容,可以参阅笔者的著作《汉字字形学新论》。

  (作者系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

(责编:毛思远、邱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