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爷爷看来，吃苦是人生常态。

因为父母早逝，爷爷从小就跟着同处幼年的姐姐四处讨饭度日。为了生存，他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抉择：拜师学艺，做篾匠。当时农村，篾匠、木匠、泥水匠虽不能大富大贵，生活还是比较有保障的。爷爷说：“学徒比要饭名声好一点，跟做长工没什么区别，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干活，师父稍不满意，就粗粗一根鞭子抽过来。”

苦尽甘来，篾匠手艺彻底改变了爷爷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了当地手联社的正式员工，成了吃商品粮的公家人，后来还当上了竹器社的负责人。正是这一改变，使他能娶妻，置办家业，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起初没有姑娘愿意嫁给爷爷，也许是上天眷顾，奶奶刚好经历了做童养媳的苦难，“真是被打怕了”，听说爷爷没爹没娘，正纳心意（客家话，合意愿之意），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公婆打骂了。于是一对可怜的贫苦人，走到了一起相依为命。几十年后，爷爷跟奶奶说笑，“那些人瞧不起我，不嫁给我，后悔了吧。”

爷爷的手艺，延续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单元由集体转为一家一户，装谷、晒谷用的箩、簟等竹制用具也从生产队置办转为农户自备。当时整个行政村只有包括爷爷在内的三位篾匠，每年农忙时节，家家户户都争抢着请他们去“打箩补簟”，不仅包伙食，每天还给1.2元的工钱，仅此一项农忙时即可收入约50元。爷爷说，这是一笔“大钱”。那时，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如此。

后来爷爷从手联社调到搬运队干了四年。搬运队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基层粮管所把粮食从仓库搬到外运车辆上，谷包每包重150斤，米包重200斤，全靠人力。所以搬运队的员工大多为身强力壮的后生，而爷爷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身高不到1.6米，体重不足90斤。搬运队实行计件工资制，每搬一吨可获0.4元。据说爷爷每月收入都有50多元，那意味着他每月至少搬运125吨谷米，平均每天搬运50多包。极难想象，一个如此瘦小单薄的男人，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坚持了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

每每想起这些，我总是眼眶湿润，汪然欲泣。

幸运的是，爷爷的身板一直很硬朗，直到老年，走起路来还是昂首挺胸。我想，一个人，只要自己不低头不弯腰，任何外力都是无法击倒压垮的。

我过继到爷爷家生活后，口粮是个大问题。虽然生产队安排了我的粮食供应指标，但也有村民风言风语说闲话：大人都在外面吃商品粮，没有人在家务农，凭什么要给小孩口粮？于是，爷爷奶奶商量，决定放弃工作，并于七十年代先后回到村里务农。

爷爷奶奶说：“我们也有手有脚，就不信做不赢他们，养不起孙子。”

那时的农村，条件很差，收入很低。村里像爷爷奶奶这样的劳动力每天工分10分左右，分值在0.2元到0.4元之间，一年劳作，共约150元收入。爷爷奶奶的粮食标准是每人518斤稻谷，我大概400斤，按村民9.5元/100斤的配给价，全年收入也就只够买三个人的口粮，再怎么节约，也省不了几块钱。包产到户后，由于精耕细作、管理有方，我家粮食年产在3000斤左右，除了自己食用，尚有余粮近2000斤，当时的市场销售价虽已涨到16.5元/100斤，满打满算也就值300多元。没有经历过农村生活、从事过农业生产的人很难体会农业之难、农民之苦，犁田、耙田、脱秧、莳田、耘田、打药、收割、绑杆、晒谷、作肥、看水、修田埂，早中晚三季，一季接一季，一年又一年，脸朝泥土背朝天，不知何日是终点。

“三农”问题，说到底，还是要种粮有钱赚，农业能致富。

乡亲们说，我们村因为人均耕地有1亩多，吃饭不成问题，关键是手头没钱，所以很多村民都想方设法搞副业。

爷爷奶奶也一样，开荒种地，砍柴卖树，种油茶，割松脂，在大队部煮饭，只要能增加收入，什么都干。爷爷说：“有的事原来没做过，不会做，也是逼上梁山。”

水到绝处是风景，人至绝境是重生。人生坎坷，唯有自渡。

后来爷爷接手了村里的代销店，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为保证农民基本生活供应而设立的。主要商品有煤油、食盐、白糖、萝卜干、霉豆腐、火柴等，价格全国统一，爷爷只是按营业额获取3%~5%的手续费。由于本村人口少，人均供应量低，物品价格又很便宜，如煤油0.4元/斤、食盐0.14元/斤、霉豆腐0.04元/块、火柴0.02元/盒、水果糖0.1元/12颗，每个月的营业额在200元上下，手续费也就6元左右。现在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爷爷每次从乡供销社拨货出来，都是自己翻山越岭气喘吁吁挑回家，原来每百斤有5元挑运费。爷爷说，我不像他们有力气可以一次挑一百斤，但我可以多挑几次。这点钱他实在舍不得让别人赚。

一直以为爷爷开代销店是他商品意识强，没想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都不愿意赚这么点辛苦钱。爷爷说，“天上不会掉纸票（客家话，钞票之意），赚到一点是一点，一分是一分。”

正是爷爷奶奶这一分一厘的点滴积累，维持了我们整个家庭的运转，并一直供我读书直到大学毕业。

后来爷爷随我到省城生活，他逢人便说，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一个“土古佬”（客家话，乡下人之意）还能到城市生活这么久，还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知足了。

二

容忍是爷爷重要的处世哲学。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跟我讲过他兄弟被害、被拐卖的故事。革命时期，寻乌是全红县，由于其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经常成为红、白双方反复较量、反复争夺、反复征战的地方。据爷爷回忆，他一位堂兄曾在外县苏维埃政府任职，一次回家探亲被本地反动势力谋害，一起被杀害的还有堂兄的父亲。爷爷和他胞弟年幼在家，对方气势汹汹赶来，说“斩草要除根”。爷爷听到动静，当即带着弟弟躲到村里的石砌下水道里。那下水道很长很深，蜿蜒曲折，连通各家各户。爷爷就此躲过一劫，而他弟弟被抓，后被卖往外地，下落不明。爷爷曾多次要我去县里查查有没有他堂兄的被害记录，“也许可以评为烈士呢”。但因时间久远，几无线索。就这样，爷爷带着痛苦，带着遗憾，把这些家事家仇，深深地埋在心里。

一次大病之后，奶奶丧失了生育能力。那时候在农村，没有子女、没有后代，往往遭人歧视，矮人一等，抬不起头来。“人多会恃势，狗多会咬羊”。有的家庭仗着子女多，“拳头大”，蛮不讲理，以势欺人。爷爷说：“痛脚趾越踩越前。”人越软弱越受气。一次，与邻家争执，对方恶语相向：“有什么了不起，你家的筷子都没有我家的卵多！”爷爷在世时从未跟我提起过此事，但我能体会，他在听到这种极具侮辱和挑衅的语言后内心的痛苦和愤怒，这是一个男人尊严的底线、忍耐的极限。

羞辱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可以击垮一个人，也可以激发一个人。

“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后来爷爷奶奶按照农村风俗尝试过继别人家的男孩为嗣，过程却并不顺利，一波三折。第一个对象是本乡一个村民的小孩，只住了几个月就自己跑回去了。本来这在农村是很严肃的事，有人建议让对方赔礼、赔偿。爷爷说：“人都走了，算了吧。”后来他堂弟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小儿子过继给爷爷，爷爷很高兴。为了让继子在村里同伴之间有面子，上学时爷爷特意给他买了一个书包，买了一件价值三四十元的皮袄。这在当时的农村，是难以想象的奢侈。那个时候，有的家庭连５分钱一本的学生作业簿都买不起。正当爷爷倾情付出、对未来充满期望之际，堂弟反悔了，一年之后，把儿子要了回去，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解释。这对爷爷的打击是巨大的。满腔热血被一盆冷水浇灭，美好愿景被一记闷棍敲得粉碎。

两年后，出于感恩，父亲把我过继给爷爷为孙。于是从满月开始，我便在爷爷家生活，成了爷爷家幸福的一员。一切似乎又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我因年幼，又无兄弟，在村里常被欺凌，爷爷奶奶经常“打落牙齿肚里吞”。一次，我与邻家两兄弟发生口角，对方一人拿着镰刀、一人拿着砖头追上门来，爷爷见后找他们家长理论，没想到对方不但不制止，还破口大骂：“野儿杂种，难道你的小孩可以上金銮殿？”屈辱、愤懑之下，爷爷把我捆绑在二楼的楼梯柱上，痛打一顿。老家有句古话，“人怕打，茅草怕扯”，可除了管住、教育好自己的孩子，爷爷又能怎么样呢？回想起来，他也是用心良苦。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挨打，这一打，让我刻骨铭心，终生不忘；这一打，打出了一个老老实实做人，从不惹是生非的孙子。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忍辱负重，宽容退让，是一种境界，一种修养，有时也是一种无奈，一种无助，可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保护，一种自守自强。

很多人和事都早已逝去，如微风吹过，不留下一丝痕迹。恃强、霸道、作威，都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终将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柄。

对于我，爷爷是有所期待的。希望我能够读点书，有点文化，起码有个高中文凭，“冇文化十分跌苦（客家话，没出息之意）。”他经常比喻说，没有文化的人就像田里的泥蛇，没本事；要学青竹蛇，本领大，能力强，“泥蛇一箩，不如青竹蛇一条”。

爷爷常给我讲一些祖上的故事，念叨着化孙公、秋贵公、文寿公等一串名字。我对此毫无兴趣，爷爷很是失望。后来，我通过有关资料了解到，张化孙是张姓始祖黄帝长子少昊第五子挥的嫡传140世孙，宋中宪大夫，正四品，赣闽粤三省张氏客家人多奉他为始祖。爷爷当年常在我面前背诵的诗句，原来是张化孙的遗训，即“外八句”：“清河系出源流长，卜处移居闽上杭。百忍家风思祖德，千秋金鉴慕宗坊。承先孝友垂今古，裕后诗书继汉唐。二九苗裔能禀训，支分富盛姓名香。”至于秋贵公、文寿公，原来是爷爷的高祖、曾祖，时为村里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爷爷说：“作水要跟水源头。”无非是希冀我有出息，为家族长脸、争光。

令爷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常见于亲生父母与养父母之间的矛盾和争斗，在我读高中特别是考取大学后也在我们两个家庭之间不断累积、爆发了，并且愈演愈烈。乡亲们说，那几年，爷爷每每说到我，总是长叹一口气，“有没有良心就看他自己了，由他心花开（客家话，随他心愿之意）。”甚至作好了我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他自己孤独终老一生的最坏准备。爷爷说：“他们这么多人，抢都可以抢回去，我能有什么办法？总不能去寻死吧！”

1985年7月，我终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休假回到阔别一年半的家乡，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到乡里那天，正值赶集。我打听着爷爷是否也来了，这么久没见面，爷爷会是什么样子了呢？

顺着乡亲指引的方向，我看见一个瘦弱老人正倚在一个小店的售货柜上，有气无力地跟人说着什么，凹陷得快要对穿的双腮机械地抖动着，露出已掉去大半的残牙。我的心一阵刺痛，这难道就是我日思夜想的爷爷？我顾不及多想，快步来到他身边，哽咽着喊了一声“爷爷”，爷爷没有听到似的毫无表情，毫无反应。是因为没有事先告知爷爷太突然了，还是他一时激动不知说什么好，抑或是久未回家而有些陌生甚至产生了猜疑、隔阂？也许兼而有之。

爷爷提议早点回家，我挑着爷爷的货担，走了一个多小时原来常走的山路，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小山村。爷爷在快到屋门口时要我驻足稍作停留，转眼不知从哪里拿出一盘似乎早已准备好的鞭炮，在竹竿上认认真真挂好并点燃后把我迎进了厅堂。我感到有些难为情，觉得他是不是太张扬了。可当我踏进家门，看着熟悉、简陋的一切，我再也无法控制感情，眼泪夺眶而出。

为这一刻，爷爷已经等了很久了，这么多年的辛酸苦辣，这么多年的委曲求全，这么多年的苦苦支撑，终于有了结果——自己养育出来的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回来了！那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是爷爷喜悦心情的美丽绽放，也是他压抑内心的尽情释放。

1992年，在爱人的支持下，我把爷爷奶奶接来身边生活。此后几年，家乡不时传来一些牢骚怪话：“牛耕田，马食谷，别人生崽他享福。”听到这些，爷爷已经不再在意，不再为此纠结、烦恼。

寒山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之乎？”拾得回答：“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三

乡亲们都说爷爷脾气不好，过于“硬直”，说话做事“直棍鼓直窿，不会拐弯”。

村里不少邻里纠纷家庭矛盾，一般人都是“头颅缩进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有爷爷会站出来“持公道”。因为辈分高，是村里的“叔公王”，也不怕得罪人。

有件事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爷爷没有文化回到村里后竟然做了三年出纳？乡亲们告诉我，当时生产队有两户人家比较强势，谁都不服谁，谁都不放心对方，都防着对方，最后达成妥协，一致推举了爷爷任出纳。理由一是爷爷讲原则，很硬气，不会乱来；二是他刚从单位返乡，家境比较好，不会占小便宜；三是爷爷人单势弱，好拿捏。

我曾问爷爷，做出纳难吗？他说：“事到临头就会了，关键是不能偏心，不能有私心。”其实爷爷也不是完全没有文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参加扫盲夜校学习，学会了不少字。有件事印象特别深刻，他的名字因为笔画多，村里人大多写不出来，往往按谐音简写成“学林”，爷爷很不高兴，几次严肃地跟我说，他叫“鹤龄”，并一笔一画地写给我看。爷爷说：“写字如做人，一定要认认真真，端端正正。”

大学期间和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我每次回家，都有很多乡亲自发来“闲谈”，聊得最多的，除了国内外大事，就是基层的情况，特别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如说基层干部作风不好，天天吃吃喝喝不做事，“中央都是好的，省里也是好的，就是下面不行，基层干部带歪样”。还有说，农民税收上交任务重，负担不起。他们举例说，农村养一头猪不容易，一年大概能长到一百二三十斤，当时的肉价是1.1元左右/斤，除去自己吃的、“打发人情”的，也就卖个百把元，而税收却近二十元。如果算上饲养成本，要亏大本钱，农民怨声很大。爷爷作为主人，总是一边默默地做着递烟倒茶的服务，一边不时插上几句话，“我就不信这些事没人管！”

很多人都说爷爷平时“冇笑面”，喜欢“骂人”，不少人躲他怕他，敬而远之，其实他是个热心肠。

乡亲们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他极少推脱，尤其对谈婚论嫁生儿育女之事格外热心，几乎倾囊相助。有村民因为收入、长相等原因很自卑，不敢提亲、相亲，爷爷就鼓励他们：“姻缘是配好了的，有曲棍子就有曲柴飒（柴飒，客家话，木柴之意），有驼背佬就有挺肚伯。”也许与爷爷的自身经历有关，他总是说，“子女不怕多，有人有世界。”

爷爷最爱的，还是家人。尤其是对奶奶还有他的曾孙。他曾孙读小学的几年是爷爷最幸福的时光，每天一老一小手拉着手欢欢喜喜上学去，开开心心把家回。

对奶奶，爷爷倾注了一辈子真挚的感情。奶奶不能生育，爷爷从未提出过离婚。奶奶有次突发大出血，“起码有一大脸盆”。那时村里没有通公路，爷爷硬是和人一起，用一张竹床抬着奶奶走了70多华里赶到县人民医院，“捡了一条命回来”。奶奶说，爷爷一辈子没有打过她、骂过她。“连大声说话都没有过。”奶奶说这话时脸上满是幸福。

2004年，爷爷多次生病住院。经检查，是严重支气管疾病和尿毒症。住院治疗的日子是痛苦的，也是爷爷无法忍受的。有一次他悄悄跟我说，如果哪天他实在受不了了，干脆就从医院边上的赣江堤上滚下去。我听后极为震惊，也极为自责。我没有跟他讲更多的大道理，只是问他：“如果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你？又会怎么说我？”他显然听明白了，此后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那天晚上，爷爷走得极突然。当我从单位匆匆赶回家，爱人告诉我，爷爷一直在等我，总在问：“怎么就那么忙啊？”没有和爷爷说上最后一句话，是我一生的痛。爷爷对身后事唯一的交代就是：“要对奶奶好。”

奶奶后来健康活到93岁。

选自《星火》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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