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脈連綿起伏，峰嶺如浪，一層一層向遠處鋪展。山川無言，卻記得風聲，記得腳步，記得那些從這裡走過、最終又把生命留在這裡的人。

　　27歲的李賜凡塑像，坐落在小布岩畔的群山之間。他寫給父母的那封家書，也被鐫刻在偉岸的山石上。原本，這只是一封寫給雙親的私信，是一個兒子隔著戰火向父母報平安、明心志的文字﹔如今，它卻成了一封人人可讀的公開信，一份留給后人的精神遺囑。

　　家書很短，卻字字有分量：

　　“賜凡我現在是舍了小家，為的是國家，走的是正路，志在為勞苦大眾打天下，改變豺狼當道、貧者受欺的狀況。待黑暗統治潰滅之日，吾當返回故裡，或從教或務農以報鄉土父老養育之恩。縱然賜凡不日僵臥沙場，吾九泉之下當含笑耳……”

　　文字朴素、平實，像山裡人說話。一個兒子站在父母面前，把自己要走的路、要做的事、可能遇到的結局，一五一十說清楚。

　　李賜凡並非沒有小家，恰恰相反，他的小家雖極苦，卻極愛他，也極需要他。家中世代務農，父親長期患肺病，母親雙目失明。作為讀過書的兒子，他本是這個家庭的支柱和希望。

　　大革命失敗后，他回到家鄉湖南宜章鷓鴣坪當小學教員。對於一個貧苦農家子弟來說，這已是極安穩的出路。若隻求個人安穩，他完全可以守住講台，守住父母，守住那一方熟悉的土地。

　　可是，時代不允許一個有良知的青年隻顧自己。他看到的現實是“豺狼當道、貧者受欺”。地主豪紳壓迫農民，窮人沒有土地，沒有尊嚴。父親的病、母親的盲、童年的飢寒，並非一家獨有的命運，而是壓在千千萬萬勞苦大眾身上的共同苦難。

　　他在家書中寫下：“舍了小家，為的是國家，走的是正路，志在為勞苦大眾打天下……”這句話，是理解李賜凡精神世界的第一把鑰匙。

　　“舍了小家”，不是不愛父母，而是因為他深知小家的苦從何而來。一個人的父母要安寧，千萬人的父母也要安寧﹔一個人的家要翻身，千千萬萬勞苦人的家也要翻身。真正的孝，不只是端茶送水，更是在亂世中為父母、為鄉親爭一個不再被欺壓的世道。

　　這是一種把小家融入家國的選擇。

　　從湘南暴動到井岡山斗爭，從江西永新龍源口到瑞金大柏地，李賜凡把“家”的意義擴大了。他擔任過黨代表、宣傳隊長，曾帶著宣傳隊用紙糊的喇叭筒向敵軍喊話：“我們都是窮兄弟，不要自己打自己。”這與他家書中的誓言遙相呼應。在他眼中，革命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讓窮兄弟不再自相殘殺，讓母親那樣的苦命人能見到光，讓父親那樣的農民不再受盤剝。

　　他的離家，是為了重新安放更多人的家庭。

　　家書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句，是“縱然賜凡不日僵臥沙場，吾九泉之下當含笑耳”。一個兒子寫給父母，說自己即便戰死沙場，也會在九泉之下含笑。這話出自當時僅23歲的李賜凡筆下，更是一種慷慨赴死的從容。

　　他不是不知道死。相反，他離死亡太近了。井岡山時期，生活艱苦，戰斗不斷。后來，大柏地戰斗中，他奉命誘敵深入，挑著擔子在大道上引誘敵軍，一路打打退退﹔寧都攻城時，他頂著鋪了棉被的桌子接近城牆，豎梯登城，掄起大刀奮勇砍殺﹔龍崗戰斗后，他組織搜山，生擒敵師長張輝瓚。

　　這些經歷，早已使他懂得，革命者的生命不是放在安全處度過，而是隨時擺在戰場上接受考驗。

　　李賜凡曾多次負傷。1933年滸灣戰斗，是他生命的轉折點。敵軍飛機狂轟濫炸，陣地危急。他果斷把師部諜報班、警衛班、通訊排等所有勤務人員組織起來投入戰斗。馬刀一揮，高喊：“同志們，跟我來！”沖向敵陣。就在這時，一顆炮彈在身邊爆炸，他被炸成了重傷。

　　由於醫療條件有限，他的左腿骨被炸碎，不得不鋸掉，裝上假肢。對一個年輕將領來說，這無疑是毀滅性打擊。可他沒有沉淪。為了重返前線，他扔掉雙拐苦練騎馬。隻有一條腿，難以平衡，他一次次摔下馬背，衣褲常被鮮血浸透。戰友看了流淚，他卻笑著說：“鋸掉隻腿算什麼！我們是革命軍人，只能流血，不許流淚。”

　　這份從容，與家書中“僵臥沙場，九泉含笑”同出一轍。在他看來，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黑暗面前低頭，在勞苦大眾受欺時袖手旁觀。他可以失去一條腿，可以忍受數十處彈傷，可以臨危受命，依然挑起江西軍區司令員的重擔。

　　紅軍長征后，數萬國民黨軍雲集小布岩，局勢日益嚴峻。李賜凡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鼓勵戰士：“做勝利時的英雄容易，做失敗時的英雄不易。同志們要有勇氣做失敗時的英雄，革命的勝利總會到來的。”

　　這句話尤為動人。勝利時豪邁容易，失敗時堅守最難。真正的大勇，是在飢寒、傷病、死亡步步緊逼時，仍然相信光明。

　　1935年2月3日，正是農歷除夕。大雪封山，李賜凡因舊傷未愈，又不慎跌傷，寸步難行。就在這個年關，在小布岩一個叫鉤刀咀的山洞裡，他慘遭叛徒槍殺，年僅27歲。

　　27歲，正是生命最熾熱的時候。

　　早在1931年8月寫下這封家書時，他就已做好了“僵臥沙場”的准備。他的坦然不是麻木，而是把生死想透后的清澈。

　　讀這封家書，最動人處，除了視死如歸，更在於其質朴初心：“待黑暗統治潰滅之日，吾當返回故裡，或從教或務農以報鄉土父老養育之恩。”

　　這是一個身經百戰、榮獲紅星獎章、擔任過江西軍區司令員的紅軍將領，對未來的全部設想。他沒想過封侯拜相，沒想過榮華富貴，隻想回鄉教書或種田。

　　這正是李賜凡心中最純粹、最溫厚的一面。他從鄉土中來，始終沒有忘記鄉土。教書和務農，在他心中不是低微的職業，而是最貼近人民、最能回報鄉親的方式。他的革命理想，不是為了個人飛黃騰達，而是為了讓更多普通人能安居、讀書、耕種，過上有尊嚴的日子。

　　他要打碎黑暗統治，但並不迷戀斗爭﹔他沖鋒陷陣，向往的卻是和平的鄉村、安穩的課堂。他拿起刀槍，是為了有一天更多人能放下刀槍﹔他遠離父母，是為了有一天更多兒女能守在父母身邊。

　　如今，這封家書之所以被鐫刻在這片山石上，是因為它本身已經屬於這片山川。它從小家出發，走向家國﹔從父母膝下出發，走向勞苦大眾。山石會風化，會斑駁，但其中的精神不會消失。

　　因為真正被雕刻下來的，不是一個名字，而是一個共產黨人在生死之間的抉擇：舍小家，為國家﹔知必死，而無悔﹔得勝后，仍願回到土地和人民中間。

　　李賜凡用一封家書，把自己的心交給了父母，也交給了后來人。今天，當我們面對小布岩，重讀這封信，仍能聽見群山的轟鳴回聲：一個人若把小我融入大我，把生命交給信仰，把初心留給故土，那麼即使年僅27歲，也能活成山岳的高度。

　　《 人民日報 》（ 2026年06月17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