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著於都河日夜不息的濤聲，在於都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的展櫃中，一台古舊的德國產“飛人牌”手搖縫紉機靜靜陳列。鐵色黯沉，機身斑駁，仿佛仍保留著某種體溫——那不是金屬的溫度，而是歲月中被反復鍛鑄過的信念。

　　90多年前，江西於都籍紅軍戰士葛接調，正是挑著這樣一台縫紉機，爬過皚皚雪山，蹚過水草連天的草地，把它一步一步帶進了長征的風雪深處。

　　葛接調出身貧苦，7歲學刺繡，9歲學裁縫，不到16歲已是鄉間走村串戶的“小師傅”。針線是他賴以謀生的手藝。當革命的洪流席卷而來，這雙本該縫補衣衫的手，放下針線，拿起梭鏢與大刀，參加了工農紅軍。

　　在攻打長汀的激戰中，這個年輕的裁縫沖鋒在前。在槍林彈雨中，他身中五彈倒下，被稱為“汀州五勇士”之一。五處傷口，五個霰彈鑿出的深坑。右臂塌陷，左臂受損，右下顎至左肩洞穿。身體被戰爭改寫成二等乙級殘疾，留下了左臂再也抬不高的創痛。他的命運，因此而悄然轉向。

　　養傷期間，組織征求傷殘人員去向，大多數人希望遣散返鄉，葛接調卻陷入沉默。他找到入黨介紹人楊至成，聲音裡帶著遲疑，也帶著執拗：“如若遣散回家，怕是要遭地主還鄉團滅門﹔留在隊伍裡，哪怕只是做點雜事，也是對全家的庇護。”

　　楊至成聽后笑了。紅軍攻下汀州，繳獲大量布匹與12台縫紉機。紅軍被服廠即將組建，四處招收裁縫師傅，正缺他這樣的能工巧匠哩。

　　葛接調一聽也笑了。不能端槍打仗，還可以握針線、轉動縫紉機呀。端槍沖鋒是上戰場，轉動縫紉機也是上戰場哩。他從病榻收拾好行李，直接走向了縫紉機。

　　機器晝夜轟鳴，20余名裁縫日夜趕工。10天之后，4000套軍裝整齊成列——這是紅軍歷史上第一套較為統一的制式軍裝，標志著“百家衣”時代的結束。更特別的是，為紀念列寧逝世5周年，紅領章上鑲了黑邊。這一細節，后來成為紅軍服裝史上一個獨特的印記。

　　葛接調被任命為縫紉班班長。作為一個上過戰場的老裁縫，他對機器的愛惜近乎嚴苛，常對工友說：“針杆軸、梭芯、曲軸，該上油的地方，一寸也不能省。”在他眼裡，這一台台機器不是工具，而是另一種形式的戰友。

　　行軍途中，他總要用油布將縫紉機包裹得嚴嚴實實，仿佛包裹著某種不能失去的戰斗力。

　　長征路上，他被編入休養連，與鄧穎超、蔡暢、賀子珍、劉英等同志同行。行軍間隙，他總是不停手地幫助戰士們縫縫補補，還經常教女戰友們刺繡。他的擔子，一頭是四五十斤重的縫紉機，一頭是碎布、線團與干糧。

　　一路顛簸，一路坎坷，一路硝煙。縫紉班也有五六台機器參加長征，有的摔壞了，有的鏽死了，有的丟失了。最后，隻剩下葛接調肩上的一台縫紉機，也幾度歷險。

　　最驚險的一幕，發生在湘江戰役之后。中央縱隊強行軍，有人見連印刷機都被丟棄，便勸葛接調：“人都顧不上了，還要這鐵疙瘩做什麼？”

　　葛接調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語氣強硬、態度堅決：“這機器有用。它能隨時縫補軍裝、縫補干糧袋、繡紅旗，紅五星、紅領章，哪一件不是它縫紉出來的？它不是死物，是我的戰友，不能扔。”

　　還有一次急行軍途中，他發現隨身的油壺丟失。戰友們拉住他：“敵人就在后面追得緊，別回去送死！”他卻執意折返，在草叢中一寸一寸翻找。終於找到油壺，才長舒一口氣。有人笑他“一根筋”，他卻強調：那裡面裝的，是能讓機器繼續“活命”的東西。

　　過雪山時，風雪如刀，擔子無法挑起。他便拆卸掉部分附件，將機頭緊緊抱在懷中。人和機器，在暴風雪中幾乎融為一體。

　　鬆潘草地，四周一片泥沼，步步皆是陷阱。縫紉機不能浸水，擔子無處安放，葛接調連吃飯、睡覺都站著。就這樣，在沼澤的艱難跋涉中，硬是挺了三天三夜。第四天，他終於找到一小塊稍高的干燥草墩，將擔子放下，癱坐在地上。短暫喘息之后，他掏出一把青稞慢慢地咀嚼著，迷糊一陣后又咬牙起身，繼續前行。

　　3日后，他挑著那台縫紉機，走出了草地。1935年10月，歷經萬水千山，葛接調與他朝夕相處的“戰友”，終於完好無損地到達了陝北吳起鎮。

　　葛接調與那台縫紉機，又融入了延安的紅軍被服廠。

　　1996年，葛接調走完了他的戰斗人生。兒子葛江洋遵照遺願，將父親留下的珍貴物件捐給於都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於是，那台手搖縫紉機，被放進了展櫃。

　　夕陽西下，於都河波光粼粼。紀念館內，那台“飛人牌”手搖縫紉機飽經滄桑。它不再需要油布包裹，也不再懼怕雨雪風霜。葛接調當年挑著它跨越了萬水千山，而現在，它挑著那段沉甸甸的歷史，不斷地走進人們的心裡。機針雖已停轉，但那根名為信仰的絲線，至今仍堅韌如初……

　　《 人民日報 》（ 2026年08月19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