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余梅嶺，山勢逶迤，林木蒼郁。走進位於江西省贛州市大余縣的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紀念館，大廳裡那面破山而出的中國工農紅軍軍旗氣勢如虹。而在二樓的展櫃中，一沓泛黃的信箋靜靜陳列，雖已跨越90余年，卻依然讓每一位駐足者心潮難平。

那是劉伯堅烈士的絕筆家書。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踏上漫漫長征路。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共蘇區中央分局、以陳毅為主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領導留在南方根據地的紅軍和游擊隊堅持斗爭。大余縣地處贛粵邊游擊區的中心地帶，是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的核心區域和指揮中心。

劉伯堅，這位四川平昌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曾與周恩來、趙世炎等人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赴蘇聯學習軍事並出席中共六大。長征出發之際，他奉命留守，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彼時的贛粵邊，已是險境重重。數十萬國民黨軍隊重兵“清剿”，嚴密的封鎖隔絕了物資往來，游擊隊一度與中央失去聯絡，深陷孤立無援的絕境。“天將午，飢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1936年陳毅寫下的《贛南游擊詞》，真實記錄下了那段艱苦卓絕的歲月。

1935年3月，劉伯堅在一次突圍激戰中，不幸重傷被俘。在獄中，任憑嚴刑拷打，他始終堅貞不屈，於生命最后時刻連續寫下數封家書。

“鳳笙大嫂並轉五六諸兄嫂：……弟不意現在尚留人間，被押在大庾粵軍第一軍軍部，以后結果怎樣，尚不可知，弟准備犧牲，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

他在信中叮囑家人不要設法營救：“你們千萬不要去找於先生及鄧寶珊兄來營救我……我自己甘心忍受。”他還牽挂著三個年幼的孩子——虎、豹、熊，詳細交代了孩子們的托養去向。“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把三個幼兒的養育都要累著諸兄嫂。”在給妻子王叔振的絕筆中，他寫道：“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並要用盡一切的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革命的事業。”

1935年3月21日，劉伯堅在大余縣金蓮山英勇就義，時年40歲。而彼時他並不知道，妻子王叔振已無法看到這封信——同年3月，她在閩西游擊區犧牲。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守南方的紅軍游擊隊面臨的是一場力量極其懸殊的戰爭。在這三年裡，瞿秋白堅守理想大義從容赴死﹔阮嘯仙抱病指揮突圍，中彈后仍高呼“為革命戰斗到底”，壯烈犧牲﹔賀昌身陷重圍寧死不屈，以熱血踐行革命氣節……他們用生命堅守的，正是劉伯堅筆下那句“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的錚錚誓言。

南方游擊戰爭覆蓋贛、浙、閩、粵、鄂、豫、皖、湘8省15個游擊區。這場浴血鏖戰牽制了大量國民黨兵力，有力配合了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保存了大量革命火種。

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紀念館是全國首座全面展示這段光榮歷史的紅色基因庫。這裡的每一件藏品都在訴說：長征是一條路，更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劉伯堅的家書中凝結為“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的赤誠﹔在陳毅的《贛南游擊詞》中升華為“靠人民，支援永不忘”的信念﹔在無數烈士的血肉之軀中化作永不熄滅的信仰火炬。

信箋已然泛黃，但那字裡行間的初心與信仰，必將如長征精神一般，在新時代的征程上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人民日報》（2026年10月24日 第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