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芝(1928~2005),字佑璋,号任之、茀堂, 出生于江西乐平,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省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省诗词学会名誉理事、上饶市书协名誉主席,其艺术成就被载入多部书画篆刻人名辞典。
《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意为君子尊奉德行,善学好问,达到宽广博大境界的同时,又深入到微观之处;达到高明的同时,又遵循中庸之道。中央美术学院在建院初期,徐悲鸿创造性地将 “致广大尽精微”理念用于指导素描教学与绘画造型,从而调和了中西造型之间的沟壑与矛盾,探索出了一条“以西润中”的绘画之路。
“致广大”落实到胡润芝先生的艺术作品中,具有双层含义:一是指他作为一位全能型艺术家,在书法、篆刻、绘画诸多领域均卓有建树,其艺术作品可归于以齐白石、黄宾虹和潘天寿等为代表的“传统出新”类型,强调以东方意象表现体系为宗旨与依归。二是指他将“似与不似”“无法而法乃为至法”作为艺术追求,不执著于形体之态,而以传神写意为工,其绘画作品简约放达、超凡脱俗。
以“尽精微”来概括胡润芝的艺术作品也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其博学多才,诸艺并举,但并非浅尝辄止,而是“术业有专攻”,在涉猎书法、篆刻以及绘画中的花鸟、山水、人物诸多领域的同时,在花鸟一科倾力最多,成就也最大。二是指他在追求宏观意境和气韵的同时,在笔墨技巧、绘画语言上不断深入研究,进而达到笔墨上的“尽精微”。
胡润芝尊重传统,但是又竭力超越传统,强调独造,不但在画法和构图上进行创新,而且在内容上也力求有新意。他在作品中不乏记录时代变迁、讴歌祖国奋进、赞美家乡新貌、针砭时弊等内容,张扬个性,卓尔不群。胡润芝深知,不尊重审美规律的创新就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只有立足经典、博采众长,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所以,胡润芝的创新始终强调中国画的底线,以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当代文化为本位,以中华美学底蕴为依托,坚持“不偏不倚”的理性精神和“过犹不及”的美学原则,坚守中西绘画的距离,从而避免了国画创作中的过分“洋化”与“西化”,这在国画当代化的演进过程中具有现实意义。
胡润芝的花鸟画取法八大、石涛、吴昌硕、虚谷、“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齐白石、潘天寿诸家,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自成面貌。其花鸟画构图简括奇崛、匠心独运,用笔力透纸背、挺拔劲爽,施墨浓淡有序、虚实相生,设色典雅、华而不俗,以书入画、意趣横生。他吸收了八大花鸟画的约略简括以及恣纵苍劲、圆秀逸气,摈弃了其花鸟画中的孤寂苦楚、消极沉郁,代之以乐观放达、妙趣横生;他崇尚石涛“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绘画理念,吸纳了其花鸟画的劲爽流利、潇洒隽朗以及流畅凝重、恣肆酣畅,以谨严缜密消解了其粗疏草率之弊;他参用吴昌硕以金石入画之法,沿袭其雄健古拙、雄浑苍劲的气势,在设色上变吴昌硕的浓丽鲜艳为淡雅庄重;他欣赏并笃行齐白石“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取向,承袭了齐老淳厚朴实、平淡天真的画风,在此前提下又增添了作品的文气与书卷气;在构图上,他化用了潘天寿雄大、奇险、强悍的艺术手法,又与小巧、平淡、阴柔有机结合,做到壮美与秀美的融合与共生。
胡润芝花鸟画的独创性主要有四: 其一,以简胜繁,概括凝练。譬如《廉洁》,绘一束荷花挺立于荷藕之上,一片荷花嫩叶陪伴于左侧。此画构图简约,用笔精到,留白所占画面的比例远远多于所绘物象,给人一种留白之美。《四君子小条屏之四》等作品均属此类。其二,具有现代构成因素。《深谷幽香》以爽利的线条描绘深谷幽香的兰花,纵横交错的线条既描绘出兰花郁郁葱葱的生命张力,又极具现代构成因素和设计感,从而使作品的构图别开生面、出人意料。《千磨万击还坚劲》以书入画,所绘苍松坚韧劲挺,在构图上形成“L”型,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现代构成感。其三,具有相对的抽象感和几何化倾向。《绣球花》(图一)以无数小圆形图案构成一个大的圆形图案,整个构图都以几何图案进行抽象化处理,具有极强的现代性。其四,花鸟画与山水画、人物画的跨界与整合。花鸟画与山水画、人物画本是独立的三大画科,但他将这三者的鸿沟予以消解,使之相互协作、共生共融。《古柏芝鹿图》(图二)将麋鹿与松柏并置一处,从而打破了花鸟画与山水画的界限。《东坡题壁图》将面壁题诗的苏东坡置于树下,进而填平了花鸟画与人物画的鸿沟。
胡润芝的山水画参用了八大、石涛、潘天寿、高其佩、朱屺瞻诸家,其笔下的山、石、树、草以及茅亭、房舍等,逸笔草草,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拾掇,而干湿浓淡、疏密虚实、远近高低、阴阳向背一一毕现,笔笔讲求法度。这种无法而法的境界,是情感与技巧的高度结合。此外,他的人物画也颇有造诣。譬如《铁拐李》,以工写结合的手法描绘铁拐李降妖捉魔、普救众生的形象。作者善于在动势中把握人物性格, 从而使人物神态栩栩如生,令人过目难忘。(黄丹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