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斓宝珠，更是文明的使者

广州寄给考古圈“团宠”女孩的那本书讲了些什么？

斑斓宝珠，更是文明的使者

近日，报考北大考古学专业的湖南女孩钟芳蓉被戏称为考古圈“团宠”，红遍网络。8月20日，她收到了一批让许多人羡慕的，9家考古所、博物馆寄来的，重达25公斤的礼物。这当中，就有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送出的最新重头成果《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

这部书，堪称迄今为止广州汉代珠饰考古的全景式扫描。

希望“团宠”能了解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的发展

这里所说的珠子，或者说珠饰，指的是“经人类加工，其上有穿孔或穿系以便佩戴的各种形状、材质的串饰构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告诉我们，珠饰不仅是装饰品，还是地位的象征，既含有宗教的寓意，也发挥货币的功能。这种小东西，是能折射大文化、大时代的宝贵历史存留。正如前辈学人夏鼐说，珠子“很容易通过商业途径传到远处，因而能展示距离遥远的两个文化之间不为人知的联系”。在汉代，珠饰，或者说珠子，一直是中国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地中海地区输入的主要商品。

广州在1950年~1961年对409座两汉墓葬进行发掘后，从中发现了不同质料的串珠，开启了广州汉代珠饰研究之路。

《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将广州汉代珠饰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西汉前期处于第一阶段，珠饰属于罕见的奢侈品，只有少数高等级王公贵族才能享用，“数百座墓中仅有14座出土珠饰3255颗，其中的3100出自王墓”，而且绝大部分是玻璃珠。西汉中后期是第二阶段，汉武帝遣使开辟中国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线，珠饰在上流社会流行开来，“这一时期的墓葬有89座出土珠饰6812颗”，且品种激增。第三阶段是东汉时期，珠饰数量稳定增长，并有可能在本地制作，“这一时期的墓葬有139座，出土珠饰11236颗”。

小小的珠子，沟通远隔万里的不同文明

这些珠饰可以划分成两个大类——人造与天然。

在人造材料的珠子里，玻璃珠是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存在。实际上所谓珠子，并非都是圆形，如玻璃珠就有圆形、双锥形、扁平六方桶形、榄形、棱柱形、管形、十四面体、三角形等。玻璃在古代的叫法很多，比如琉璃等，价值很高，其中的精品在很多时期和地区堪可比拟宝石。

通过科技手段分析，广州发现的汉代珠饰中，有一类玻璃珠大多属于印度-太平洋珠范畴。我国两汉时期，此类珠子遍布东南亚。专家们推断，这类珠子可能是印度或东南亚的工匠们制作，沿海路进入中国，也有可能是中国工匠掌握了相关技术而自己制作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就记载：“外国作水精（即玻璃）碗……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

其他天然材质中，透闪石软玉、绿松石、煤精珠饰属于中国传统玉石制品，本土出产为主；瓜棱形的煤精珠风格类似西亚，或许部分国产、部分进口；琥珀原材料可能多数来自缅甸，由岭南工匠在本土制作，但也不排除来自地中海、波罗的海的可能性；玉髓类珠和海蓝宝绿柱石、石榴石原料来自于南亚，输入我国的途径大致可分为直接输入和经东南亚中转两途。

广州出土珠饰之多 在海丝沿岸港口城市中属罕见

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两广的汉代珠饰出土量是相当大的。在广州的几家博物馆中，珠子确乎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而且是仅凭数量和品种就足以引起震撼的存在。学者指出，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实物见证。

就广州而言，正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熊昭明所言：“如此大量的外来珠饰出现，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港口城市的考古发现中也实属罕见，是番禺作为汉王朝对外交往都会的确凿证据”。广州出土珠饰之多、品种之丰富、器物之精美，不仅是厚葬之风的体现，还从侧面印证了都会番禺的富庶。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们则说，广州西汉中期以后的汉墓及广西合浦西汉晚期以后的汉墓里出土大量珠饰，正是《汉书》中记载的“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之属，中西方交通商路从中国主要输出品的角度命名为“丝绸之路”的话，那么从输入的角度，也可命名为“珠宝之路”。

新疆出土了我国最早的玻璃制品及数量最多的蚀花红玉髓珠饰，广州、合浦地区出土大量的印度-太平洋玻璃珠遗迹玉髓、水晶、石榴石、绿柱石、琥珀、焊珠金饰，云南也出土了不少蚀花玉髓珠。这些地区分别位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中外交接地带，是贸易珠饰从不同路线进入中国的首要站点，既是珠饰实物的分发中心，也是技术的吸收、传播枢纽。（记者 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