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素有“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美譽。如何將江西深厚的文化稟賦和紅色資源轉化為具有鄉土氣息的主旋律敘事，是每一位有志於書寫江西、傳播江西的本土作家自覺的努力。程暉的長篇小說《鄉縉》，發表於《中國作家》2021長篇小說專號，用江西高安龍灣村謝、金兩個家族之間幾十年的恩怨情仇，貫穿了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等重要歷史階段的階級關系、社會秩序、倫理道德的變化，用家族史、民間史、心靈史串聯起革命史、斗爭史、社會史，提供了從特定的族群、地域和文化視角觀察江西歷史尤其是現代高安心靈史的新穎角度。

《鄉縉》如書名所示，揭示了費孝通所概括的以“傳統”文化為支撐的“中國士紳”群體在現代觀念、制度的包圍、沖擊下出現破裂或自我重塑的命運。《鄉縉》的故事雖然發生在一個村落，但是以謝炳坤與金貴田為首的兩個大家族都和縣城乃至省城的官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身為前清秀才、開過私塾的金貴田更加接近基層士紳的形象，祖訓鄉約、祠堂祭拜、耕讀傳家等等，構成了金家日常生活展開的秩序網絡。對儒家文化精神、規則身體力行，並以教育、賑災、基層治理等方式殫精竭慮構建龍灣村生活秩序的金貴田，無疑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在他身上，寄托著作家對於江西歷來看重的儒家文化重拾現代意義的信念與渴望。

與金貴田“真實”“朴素”“仁義”的標簽不同，謝炳坤精於算計，更近於《白鹿原》裡鹿子霖式的農村強人。他精明靈活、思想開放，不但在省城置辦了房產，在匯豐銀行、花旗銀行存了金銀大洋，還讓子女早早地接受了新式教育。但是在大變革大動蕩的時代際遇下，他的信念與經驗之間不斷出現的沖突和裂縫，他的固守、貪婪和精明也成為順應歷史發展走向新世界的沉重負擔。

“人的覺醒”是支撐革命斗爭合法性的倫理基礎，《鄉縉》本質上也是一部江西革命者的成長小說。具有“血緣”譜系性的封建家族在革命與動蕩中迅速消退、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超越“小我”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國破家亡的一系列驚變之后，最先覺醒的是鄉縉們的子女，金葳蕤和謝金花，她們在遭遇了巨大的創傷和情感的波折后，在火熱的革命實踐中找到了啟蒙的、超越性的眼界和力量。作品對她們的青春與革命關系的敘述具有展示個人成長史的特征。老一輩的鄉縉們，經歷的思想改造更加深刻而艱難，他們橫跨新舊時代，在血與火的洗禮中逐漸拋棄了個人英雄主義的幻想，深刻地意識到個體生命隻有融合、投入到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革命中去，生命的價值才可能得到彰顯。在不同思潮、派別、力量的較量和錯動關系中，金貴田和謝炳坤們的靈魂在“像炸彈、像火焰、像洪水、像鋼鐵般的力量和聲音”中得到淨化。

在崇高與悲壯的革命美學之外，《鄉縉》也開啟了情感、身體、欲望等被壓抑的個人化的美學，再現了熱氣騰騰的民俗生活。在小說的開頭，作者就把一個坐標為高安名叫龍灣的地方介紹給我們，自然朴拙，那樣富有傳奇小說特色而又風情化的展開以及具有現代化和新舊交替特征的嬗變。《鄉縉》的主要地理標記是龍灣、錦河、華林山，見微知著的江西風貌，鐫刻出了20世紀贛鄱大地的農村及城市風貌，有耕讀傳家的祖訓，有商業化對鄉土的侵蝕，是風俗是歷史而又是背景。

高安民俗生活的無限生命力也體現在《鄉縉》對飲食、採茶戲、花鼓戲、建筑、風水等民俗審美形式的細致描繪之中。比如，金貴田擺祝壽宴，有高安傳統的“十大碗”、黃連麻糍、太陽薯粉絲、糯米餅、“豬婆片泥”等日常飲食，釀造了色香味俱全的一方風味。與此同時，以採茶戲等為代表的民間小戲，作為差序格局的鄉土社會和民間智慧的集中體現，也極大拓展了讀者對本書藝術想象的空間。相比於許多富有教化意味的忠臣義士題材，民間小戲更加偏愛男女之情和家長裡短，它與鄉村、與民間日常深入互動，並在這種互動與浸潤中呈現出民間社會對於一蔬一飯的現實入微關切，對於苦難的堅忍擔當和共同體內部的寒暖相恤，對於正義和自由的堅韌尋求。

在強大的歷史願望和真摯的生活書寫中，高安的現代心靈史在《鄉縉》中建立了自身的獨特經驗：那波濤滾滾的錦河，那深邃無盡的華林山，那暮色山風裡，回頭探望的青年謝志航……如此獨特，如此遼闊，如此悲壯，攜帶著時代賦予的激情給讀者留下了心靈的悸動。（文/ 黃小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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