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出於孔子《論語·述而》。篆刻家鞠稚儒先生在《繩齋印稿》中,將此內容刻印4方。方寸之間,頗為精妙。
《志於道》
此朱文印,3個字像4個字,通過穿插揖讓形成四塊空間,這不是一味追求穩妥的章法,四塊空間各不相同又相互關聯。
“志”字和左側兩個字共享了整個印面,在遵循書寫規律的同時做了調整,一方面,“心”部起始的兩筆沒有向上延伸和一橫相接,上下兩部配合全印分隔了空間﹔另一方面,“志”字一橫幾乎和“道”字的筆畫相接,沒有因為失去整體性而產生上下兩部分各自為營的割裂感。
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然書寫感的“於”字上提了橫筆,配合右側“志”的重心,其大弧線和右下“志”字“心”部的弧筆既是全印對角上的一個呼應,又在各自的位置上進一步分割出小的不均等空間。如果一味追求弧線造型的呼應,丟掉了自然書寫形成的小轉折,或許就顯得刻意了。邊框隨文字線條的粘連或實或虛,使全印並不因為印文和邊框的重合顯得生硬。
“道”字的篆法顯得獨到。通過豎筆的排疊和“志”上部似乎又形成了某種呼應關系:對角上出現了近似對稱妥帖的結構,實際上又都隨著結字規律和線條向背自然產生不對稱。這很容易讓人想起趙之謙“滄經養年”一印的邊款造像:看似對稱實際不對稱的巧妙處理。
《據於德》
這方印是白文漢印,有糜硯齋風格,即俗稱的“滿白文”。
粗線條的白文在漢印中比例大、變化多,為篆刻學習提供了極好的范本。所謂“滿白”,往往不是“滿”的,雖然直線居多,白文印中隨著弧線的流轉,往往在各處會出現相應的留紅,增加動態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對抗了秩序,所以力有不逮者往往捉襟見肘。篆刻家提到的“配篆”一詞應該能體現這種推敲。
在這方印裡,在“據”字右下選取了更具書寫動態感的斜弧筆畫,這可能是觀者看到這方印的第一視覺沖擊,在排疊中形成秩序的同時產生數個楔形塊面,活躍了印面。
作者調整了“德”字的篆法,使印面左側在橫線的排疊中產生秩序性,在“於”字下部、“德”字上部,以及它們各自直線弧線相並的位置營造留紅,形成呼應。印文的線條寬度和形態也有些微變化——這使得這方白文印不顯得板,又不顯得過於流動而失去庄重。
以平正中和為主的漢白文印常常讓印人陷入兩難:直與曲、實與虛、經營與自然……這些矛盾的解決方式在這方印裡似乎都可以窺見。
《依於仁》
此印為白文擬金文印式。選用經典的“亞”字框,鎮靜全印文字的同時,因為具有一定裝飾意味的小圓弧而顯得鮮活。印面中文字和邊框同屬線條,很多印人往往著眼於文字卻忽略邊框。這方印文字和邊框的處理提供了一種很好的思路:文字部分未見做印的痕跡,僅靠字法營造章法﹔在“亞”字框和印邊作殘損和留紅,三處明顯的殘損在兩角和邊欄,既有對角的考慮,也形成三個點的穩定對應,讓印的邊框不單純作為“裝飾”,也參與印面整體章法的構成。
“依”字選用“衣”部把“人”部包裹的寫法增強了字的整體性,使之在佔有印面一半的前提下不顯得支離渙散。
“於”和“仁”字在左上和左下各自依靠弧線形成合抱的形式。印面的線條都呈現圓渾的狀態,有鑄造感的直線和弧線交織錯落,各處出現的圓弧、斜線和垂落感的長線在統一中富有變化,使之真正達到視覺感受上的停勻,這在大篆文字入印的創作中並不容易做到。
這方印的邊款內容豐富,簡略表述了功夫、學養、情趣、力道、才華五種品質對印事的助益。其實這種思考並不完全於治印一事,任何技藝超絕的藝術家,都不局限於技巧層面,而是更多著眼於技法以外的雋妙,網羅珍奇融成一爐,在創作中抒發,學於外、養於內,從而達到“近乎道”的境界。
《游於藝》
這是一方古璽式的寬邊朱文印,選用甲骨文字入印,文字和印邊相粘而不接合。印面文字的線條間有方折和圓渾的筆意,在各處出現的斜弧增加了動態。大篆文字常常呈現恣意生動的情態,寬厚的邊框更能夠鎮定印面,在諸多借鑒古璽的流派印式中常見到這種處理。
“游”字用了較簡省的寫法,“子”的部分模擬銅印鏽蝕制造出較大的塊面。
“於”字和“游”字相疊,與“藝”字各佔一半印面,下部的弧筆作右下朝向虛接印邊。
“藝”字在商周大篆中作人手執苗木狀。字中出現了三個類似的交叉結構,長短錯落方向不同,又交錯穿插在一起,所以並不顯得瑣碎。“藝”字左側的長直線和“游”字的左豎筆、下部末端的筆畫和“於”字右向的斜弧有相似之處,在視覺上產生一種秩序感,但又通過些微角度和殘損的變化、與邊框粘連和虛接的區別,使之相類而不雷同。
所謂呼應,不見得是相同元素的簡單重復,相似或者相近走勢姿態的結構在各處出現,可以在構成呼應的同時不顯得刻意,這正是作者的苦心孤詣。
甲骨文入印,雖然同屬於大篆入印的范疇,但前賢所作可供參照的范本並不多見,這無疑給篆刻家創作增加了挑戰,同時也給篆刻家帶來了更大的發掘和創作空間。(成 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