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的根脉——江西的古陂与灌渠

江西省是农业大省，具有较为扎实的农业生产基础，尤其是水利方面，从古至今，创造了闻名中外的奇迹。在这块红土地上，至今仍保存为数众多的古陂与沟渠，这是伸展在广袤田野上的农耕文化根脉，镌刻在滔滔江河上的农耕文化图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乡愁，承载着祖辈为创造生活而不懈努力的足迹。眼下正值春耕备耕时节，我省各地农民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积极投入到农事劳动中，确保农业生产有序开展。近年来，我省在完成7297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的基础上，大力强化水库和灌渠管理，清淤排障，检修各类启闭设备，加强灌渠用水调度，同时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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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根是农耕文化，江西是稻作文化重要发祥地，据考古发掘，在商代已有水稻生产和水利活动，开始筑堤坝防洪除涝，普遍筑造小型的水陂和土堰用以浇灌。东汉永元年间（58-75年）豫章郡太守张躬在南昌东大湖筑堤，以障赣水。《豫章志》载：“东湖，在郡东南，周广五里。郦道元云：东湖十里一百二十六步，北与城齐。本通大江，增减与江水同。”张躬始筑堤以通南路，谓之南塘，以蓄江水。但一到夏季，赣江容易涨水，江水泛滥，溢塘而过，常常发生水灾。南朝宋景平初，蔡廓出任豫章太守，不久便发生了一场大洪水。正值其大儿子出门迎亲，停船江中小岛旁，儿欲先渡妇船，因衣服被船头挂住，遂坠入水中淹死。儿子被洪水淹死后，促使蔡廓下决心治水，故史称：“至宋景平二年（423年），太守蔡君，西起堤，开塘为水门，水盛，旱则闭之，内多则泄之，自是居民少患矣。”

魏晋时期江西相继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宜春郡内的罗村陂为当时著名的水利工程。《江西通志》载：“罗村陂，在分宜县西七十里昌山峡。顾野王《舆地记》云：“晋永嘉四年（310年）罗子鲁断山峡为陂，灌田四百余顷，故号罗村陂。”另有浮梁县的宁家陂都是载于史册的较大水利工程。陂是江河溪流中拦水筑就的建筑物，抬高水位后开渠灌田，当时统治者先后在江西各地广兴屯田，所修水利工程不在少数。如《水经 赣水注》云：“又富水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富水乃富城县之河流，吴时富城县，晋武帝太康之年更名丰城县。东吴时在今丰城市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所谓“承陂之家，处处而有”，富水两岸“咸成沃壤”，成为当时的重要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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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新修水利、保证农业灌溉方面卓有建树，当时的工部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各州县还设有督察员，唐朝颁布法令《水部式》，收录灌溉管理的诸多法令条文，表明当时农田水利已规范化、制度化。

据史料记载，赣江上最早出现的防洪大堤，兴建于永徽年间（650-655年），位于洪州丰城县境，“治江十余里，筑堤防水护田”。且后的富大有堤，其实就是一条河堤，东起乐温高速公路与红旗联圩交接处，西至赣江铁路大桥南桥头，全长17.368公里，是南昌市防御赣江洪水的重要屏障，如今成为车水马龙的重要交通要道，人们也习惯了这个叫起来有些拗口的路名。然而，它与一位历史名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唐朝的韦丹。唐元和三年（808年），韦丹任江南西道观察使。他到任后首先做了城市建设规划，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同时致力于整修疏通河道，开挖湖泊蓄洪，建筑河堤防洪。据《南昌县志》载，韦丹在主政期间，组织民工于赣江险段筑堤12里，铸造鱼尾闸，挖陂塘589处，可蓄水灌田12000余亩。因为韦丹建筑南昌城外的河堤，解决历年来的水患，所以百姓为了感恩，也为了纪念这一段河堤，把它称为“韦公堤”。韦公堤建成以来，历代都采取官修、民修方式对其维护加固，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大兴水利“富有圩”“大有圩”，并将二者合成一名“富大有堤”，经过70年的不断修筑，富大有堤修得更高、更厚、更长、更加坚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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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水利工程绝大多数集中于唐中后期。此时就全国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治水活动的总数，江西地区遥遥领先，水利工程创新率也最高。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兴办水利4次以上的州，湖南、湖北分别只有一个，而江西却有4个。仅从水利看，江西的农业迅速发展，已成为南方经济发达地区。

人与自然顽强抗争的结晶——临川千金陂，位于抚州城东南，早在唐以前，抚河上游的汝水，流经城郊西七八里处，因崖多石阻，流速减缓而江面宽阔，形成一个小湖，叫瑶湖。瑶湖至孔家渡一带，地势平坦，土质疏松，一次春水暴涨，在瑶湖稍北地段冲开了一个决口，形成一条支港，经流两百多里，至萧公渡才汇进主流。当时百姓在州刺史的带领下，于支港端口筑华陂，华陂是千金陂的前身，由于当时生产力落后，以致工程屡废屡修。大历三年（768年），颜真卿任抚州刺史，他在原陂上继续加以督修，建土立陂，寻亦废塞。唐德宗贞元中，戴叔伦任抚州刺史（785-787年），在众多支港上筑了数十处堤坝节制水流，以利灌溉，其中最著名的是修建了冷泉陂，后屡毁屡修。咸通九年（868年），新任抚州刺史李某（名字不详，或说是李渤）聚集民工，在故基上横截汝水，南北筑陂125丈，于次年夏天竣工，史称千金陂。完工后，不仅“通舟楫之利，利于穷民”，而且“灌注原田，新旧共有百余顷，自兹田无荒者，民番力而开耕”。千金陂自唐至清共进行17次大的维修。2019年9月4日，千金陂入选第六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至今江西在全国19处中占了两处，居全国前列。

古代城乡水利工程典范——李渠，位于今天的宜春。袁州六朝时即筑有宜春陂。宜春城濒临秀江，城内地势高出水面数丈，居民取水艰难，元和四年（809年），刺史李将顺视察地形，知南山水可筑堰引流，乃督民凿渠引水。其水自宜春城西南60里的清沥江而来，流过城西15里的前山。山下有药浮陂，此处即为李渠渠口。渠口分为两派，正派为沙陂，灌田两万亩；支派为官陂，灌田亦两万亩。李将顺又令人在城内开深沟，穿过闾巷，既解决了城中缺水，火灾难救的积弊，又便利了交通运输，为纪念刺史李将顺之德政，人们将水渠命名为“李渠”。明朝人赋诗赞曰：“十里疏通田有利，九宫浸灌火无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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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江西大规模兴修水利乃至农业兴旺发达，被誉为江西“都江堰”的“槎滩陂”就是后唐天成年间（926——930年）建成的。2016年12月20日，泰和县“槎滩陂”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江西第一个世界灌溉工程保护单位，千金陂紧随其后。

槎滩陂位于泰和西部的牛吼江上，上游罗霄山脉降水丰沛，森林茂密。槎滩陂距县城60里，主陂长105米，陂顶宽7米，底宽18米，平均高度约4米；副陂长177米，高4.1米，为南唐金陵监察御史周矩父子凿石所建。他们带领乡民开挖灌溉渠道36条，使当时万亩受灾田地变成吉泰盆地的鱼米之乡。周矩为杜绝“以陂谋私”，避免日后的纷争，也为了更好地治理陂堰，一是置山林，岁收椿木，春茶，毛竹等，以资修陂之费，而不伤人之财。二是与当地乡绅共同协商，最终订立了由陂长负责，各有业大户轮流执政的“五彩文约”。至此，被称为“仁、义、礼、智、信”的五个名绅大族，轮流担任陂长，负责管理水的分配与维修工作，从而使槎滩陂成为“乡族共有资源”，实现了周矩建陂“不得专利于一家”的初心，也为当今实施“河长制”开了先河。槎滩陂经受了一千多年的考验，经过多次维修改造，灌区不断扩展，灌溉面积现达6万余亩。

南唐时还有龙泉县（今遂川县）西筑成北澳陂，“灌溉千石”；齐王李景达镇临川，开凿南湖，“延长数百亩，资灌溉之利”；南唐大将卢绛屯兵武宁时，筑靡源陂，灌田万余亩。1989年，江西考古队在九江岷山乡的断崖上，发现了一块“九江县南唐水利计工题刻”，反映了一千多年前农民集体修建水利工程的事实。这些水利工程，历经千年而不衰，依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闪耀着顺应自然，人水和谐的治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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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时期，在不断地维护加固古陂古堰，扩大灌溉面积的同时，还新修了不少水陂，万安县在北部苏溪乡境内建有梅陂。《万安县志》载：“宋明道二年（1033年），何嗣昌以寺丞知龙泉县事。县之禾蜀旧有梅陂；灌田二百余顷，岁久湮没。景佑初（1034年），何嗣昌修复之。”历经几代后，抗日战争期间改名万安渠，1951年更名梅陂渠，1954年，该陂所在的苏溪由万安县划归泰和县，梅陂渠相应移交泰和县管理，至今仍发挥灌田效益。龙泉县（今遂川县）建有北澳陂后，北宋景佑年间（1034——1038年），又在县城西南部左溪河下游，拦水建南澳陂，灌田约6000亩；安福县在治平年间（1064——1067年）于泸水河上“筑堤潴水，灌田一万三千亩”，名叫寅陂；永新县在禾水中游筑有袍陂；萍乡县在芦溪镇的袁水上修复神陂；临川县重筑千金陂等9座陂坝；上高县在嘉熙年间（1237-1240年），知县江湘主持“筑陂堰以利灌溉”。

明初，明太祖诏谕天下修治水利，并遣国子监生分赴各郡县监督，达到了传统水利建设的最高峰。泰和县的槎滩陂即在此背景下进行了重修；宜春的李渠，明代先后进行过五次疏浚，正德年间知府徐琏再次疏浚，“居民饮食涤濯咸取给焉”，并建亭纪念；崇仁的梓陂，由唐初抚州刺史周法猛所修，年久岁湮，永乐年间重修，名曰“石背新陂”；临川县的千金陂、宜黄县的永丰陂等大型水利工程，也都基本得到修复。南昌府“豫章为八郡水之所会，地最卑下，故田以堤为命。孜孜修筑，然随筑随溃，犹仅仅举十之三四焉，亦困甚矣。至陂塘清水，又御旱至计也。”万历《新修南昌府志》载，各州县的堤、圩、陂、塘、堰等数量达3000余处；而临川府所属清江、新喻、新淦、峡江嘉靖时四县数量达1455余处，隆庆时增至1709处；袁州府嘉靖时四县数量达1700余处；抚州府弘治时五县数量达1762处；九江府嘉靖时数量达3524处；广信府嘉靖时各县数量达400处；南安府四县569处；赣州府各县共计1230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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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江西几千年的治水史留下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的水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后，江西各地大兴水利工程，在境内大小3771条河流上几乎全部筑有陂坝或水闸，发电兼灌溉，其中赣抚平原灌区、袁惠灌区、潦河灌区最为著名，成为当代水利典范。

江西中部偏北的三角洲地区，有一片广袤的绿野，由于赣江和抚河多年的冲击沉淀，其下游形成了一片可利用灌溉面积达120万亩的沃土，这就是赣抚平原。南朝雷次宗的《豫章记》中描述为“地方千里，水通四路。嘉疏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铁筱荡资给于四境”，素有“赣抚粮仓”的美誉，可新中国成立之前只修过一些圩堤和小坝小塘，旱涝灾害严重，当地流传一首悲歌，“赣抚平原灾害多，一片哭声盖山河，洪水吞没田和地，干旱夺取手中禾，多少人家逃荒去，多少人家凉了锅，多少人家卖儿女，多少生命葬洪波。”治国必先治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赣抚平原日渐紧急的旱涝问题，在1958年，作为江西在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最大的水利工程，赣抚平原灌区于同年5月1日破土动工。建成岗前大渡槽，开挖共计1690公里的东、西总干渠，1960年基本建成，成为我省最大的集灌溉、防洪、排涝、航运、发电、城镇供水等多种效能为一体的样板工程。我省第二大引水灌溉工程——袁惠渠，属袁河水系，位于新余市，该渠于1957年8月1日破土动工，总干渠全长18.5公里，北干渠41.21公里，南干渠77.31公里，全区有支渠6条，斗渠51条，农渠109条，整个工程全长521.2公里，惠及新余、樟树、新干三县（市）13个乡（镇），灌溉面积60余万亩。我省第三大引水灌溉工程——潦河灌渠，属修河水系，位于奉新县，灌区始建于唐太和年间（827-835年）。后于上世纪50年代初改扩建，由7座引水闸坝，7条主干渠组成，干渠总长152公里，灌溉面积25.4万亩，受益范围为奉新、靖安、安义三县27个乡（镇）。在新的历史时期，江西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山口岩、伦潭水利枢纽、峡江水利枢纽等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建成，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丽新画卷上熠熠生辉。

以水而生，因水而兴，江西书写了一部关于水的史诗，那些古陂与灌渠，是分列在红土地上的诗行，成为农耕文化的根脉，绵绵乡愁的记忆载体。它们是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将不断滋育赣鄱儿女。(周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