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式的堅強蘇維埃陣地（奮斗百年路 啟航新征程·早期革命根據地及主要創建者）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一位大家熟知的革命烈士，就是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方志敏。他被俘后，面對顧祝同等一干國民黨要人，甚至蔣介石本人的拉攏勸降而大義凜然、堅貞不屈，最后英勇就義。他在獄中留下字字泣血的《可愛的中國》，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被毛澤東譽為“民族英雄”。

　　波浪式地向前發展

　　1927年11月25日，閩浙贛革命根據地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次會議，即窖頭會議，在方志敏主持下召開。在這一次弋陽、橫峰、貴溪、鉛山、上饒五縣的黨員會上，方志敏根據八七會議精神，詳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指出帝國主義與中國廣大人民的矛盾、地主階級與廣大農民的矛盾一個也未解決，中國革命必然繼續發展，必然取得勝利。會議討論了方志敏的報告，作出了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重大決定。在窖頭會議精神的指導下，12月，弋陽、橫峰兩縣分三個階段爆發了為期兩個多月的弋橫起義，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弋橫起義影響下，1928年9月，閩北崇安縣上梅地區農民發動了閩北革命斗爭史上著名的上梅暴動，迅速控制了周邊二三十個大小村庄，推翻了地主反動統治。至此，贛東北及閩北建立了革命根據地。

　　為扑滅贛東北地區燃起的熊熊革命火焰，國民黨反動派於1928年5月大舉進攻贛東北根據地。1928年6月25日，在根據地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方志敏等在弋、橫交界處的方勝峰上一個破廟裡召開弋、橫兩縣干部緊急會議。會上爭論十分激烈，有人提出，全國上百處起義都失敗了，現在形勢這樣嚴重，應把槍支埋起來，分散隱蔽。方志敏堅決反對這種逃跑思想，認為大敵當前，共產黨員應與群眾同生死共患難。會議最終確立克服困難、堅持斗爭的正確方針，先后粉碎敵人的多次局部性圍攻，革命根據地不斷擴大至貴溪、余江、萬年、鉛山、上饒等信江沿岸各縣，革命隊伍也在斗爭中不斷發展壯大，組建了正式紅軍——江西紅軍第五團（后改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一團）。1929年3月，中共信江特委成立，唐在剛任書記，方志敏等人任委員。在信江特委的領導下，根據地展開了較為徹底的土地革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周邊地區的群眾，從而促進了根據地的發展和壯大。

　　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國民黨反動派陷入內斗。7月，經過周密部署，方志敏率紅軍獨立第一團一舉攻破贛東北產業重鎮景德鎮，壯大了根據地革命力量。根據黨中央指示，中共信江特委改為贛東北特委（11月又改為贛東北省委），唐在剛任書記，並成立紅十軍。8月1日，贛東北革命委員會成立，方志敏任主席。

　　上梅暴動之后，福建省委不斷加強閩北根據地的各項工作，於1929年4月正式組建閩北紅軍獨立團，並按照贛東北模式，建立蘇維埃政府，開展土地革命。同年7月，閩北紅軍獨立團劃歸贛東北特委領導並成立閩北分區委。中原大戰結束后，國民黨反動派前后對根據地發動了四次大規模“圍剿”，贛東北根據地不但粉碎了敵人的數次“圍剿”，還兩次入閩作戰，使贛東北和閩北兩個根據地連成一片，奠定了閩北蘇維埃和紅軍向前發展的基礎。1932年，通過四次反“圍剿”作戰以及蘇維埃運動的發展，贛東北鄰近的皖浙等地相繼建立蘇維埃政權。為此，黨中央於1932年底批准贛東北省改為閩浙贛省。

　　在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反“圍剿”過程中，紅七軍團被改編為北上抗日先遣隊，並於1934年7月7日從瑞金出發，10月與閩浙贛根據地紅十軍會合。根據中央指示，兩軍合並成立紅十軍團。此時，閩浙贛根據地已遭受敵人嚴重破壞。根據命令，11月12日，方志敏、劉疇西等率部離開蘇區，朝皖南挺進，繼續執行北上抗日任務。此后，閩浙贛根據地軍民對敵人的進攻進行了英勇抵抗，給予敵人沉重的打擊，但由於“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指揮，最終導致了閩浙贛根據地的喪失。1935年1月，方志敏、劉疇西率部在懷玉山地區與敵英勇搏斗，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大部壯烈犧牲，方志敏、劉疇西等被俘，於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英勇就義。

　　“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據地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在方志敏等人的領導下，進行革命斗爭和實踐創造，取得根據地建設的巨大成就。正因如此，毛澤東曾多次予以高度肯定。在1930年初總結紅軍和根據地的初創經驗時，毛澤東稱之為“方志敏式”革命根據地。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又盛贊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同志們“有很好的創造”“是模范工作者”。

　　建設堅強的黨組織。贛東北地區很早就受到革命影響，五四運動時期，方志敏、邵式平等人就開始在此傳播馬克思主義，大革命時期，弋陽、橫峰、貴溪三縣就已經建立起黨的支部，后又成立區委。大革命失敗后，在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系的情況下，方志敏等人勇敢地負起責任，召開五縣黨員會議，成立五縣聯合黨委。正是黨組織的建立和鞏固，才有弋橫起義的發生。此后，革命斗爭每進一步，黨組織就發展一步﹔黨組織發展一步，革命斗爭就前進一步。根據地十分重視黨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22條黨員守則，包括服從黨的命令、遵守紀律、犧牲個人、勇敢參加階級斗爭、永不叛黨等。閩浙贛革命根據地黨組織建設有兩個創造：一是到白區秘密發展黨的組織，這使閩浙贛根據地的武裝斗爭與白區工作緊密結合起來，並為開展對外貿易，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二是加強巡視工作。經常通過巡視工作來檢查、監督各級黨組織的建設情況。對於巡視發現的問題，及時分析原因，提出措施。閩浙贛省委組織部將其開展巡視的經驗撰寫了《巡視葛源支部小組工作的總結》，並發表於《黨的生活》進行推廣。

　　在農民武裝的基礎上創建正規紅軍。閩浙贛革命根據地沒有外來武裝的支援，紅軍完全是在斗爭中成立並發展起來的。最早，方志敏等人創立“農民革命團”，有綱領口號，有武裝力量，還有辦事機構，擁有日常行政管理的實際權力，是一個融軍事組織和政權組織於一體的新型農民組織。弋橫起義后，方志敏等人認識到建立正規軍隊的重要性，就在各地農民自衛軍中挑選積極分子，成立了土地革命軍，在此基礎上發展為江西紅軍第五團，直至成立第十軍等部隊。閩北根據地的紅軍發展亦是如此。在紅軍中，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實行官兵一致，規定紅軍的紀律，優待俘虜等，積極建設一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

　　創造了一整套頗有特色的戰略戰術原則。主要原則是以游擊戰為主，在有利條件下也打中等規模的運動戰、攻堅戰，並在實際中創造了諸多戰法，包括出敵不意，攻其不備，聲東擊西，避實就虛，集中兵力，爭取主動，圍點打援，截斷給養等，還有如“扎口子、打埋伏、斬蛇頭、切尾巴、打小仗、吃補藥”，特別是首創了我軍的地雷戰術。

　　獨立自主地開展卓有成效的經濟文化建設。閩浙贛根據地探索發展經濟以解決供養的路子。首先是實行正確的土地政策，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並且給地主、富農也分了田，這有利於紅色政權和蘇區社會的穩定。根據地創辦了省蘇維埃銀行，在發展農業生產時，為農民提供貸款，以購買耕牛、農具，這是一個創舉。尤其突出的是，贛東北根據地在1930年就開始了赤、白地區的“對外貿易”，還專門成立“對外貿易處”，方志敏提出“見錢見物”，這又是一個創舉。毛澤東曾說，對外貿易“這一工作，閩浙贛邊區方面實行得較早，中央區則開始於一九三三年的春季”。通過發展生產，實行“對外貿易”，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增加了根據地的財政收入。

　　堅強的蘇維埃陣地

　　有力配合了中央蘇區反“圍剿”斗爭。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地處中央革命根據地東北角，緊鄰國民黨統治中心滬、寧、杭地區，是中央革命根據地強有力的東北屏障，在歷次反“圍剿”作戰中，均有力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據地。1931年7月，第三次反“圍剿”作戰中，方志敏、邵式平等人就曾提出向皖浙邊方向發展，採取游擊戰爭，主動打擊敵人，以鞏固擴大根據地來打通中央根據地，分散轉移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圍攻，粉碎敵人的堡壘政策。1933年1月，為配合第四次反“圍剿”“集中紅軍的主力同敵人進行大規模的作戰”，紅十軍奉命渡過信江同中央紅軍會師於貴溪，被改編為紅十一軍，消滅了進攻中央蘇區右翼的敵人，圓滿完成了配合中央紅軍作戰的任務，隨后被改編為紅七軍團，留在了中央蘇區。

　　有力策應了中央紅軍戰略轉移。1934年中央決定將紅七軍團與中央蘇區的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作為先遣隊北上抗日。此舉，不但向國統區民眾宣傳了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深刻揭露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實質，而且直接威脅了國民黨南京政府腹地，迫使蔣介石不得不調離圍攻中央蘇區的部隊至皖南進行堵截，從而牽制了東南方向敵人大批兵力，有力策應了中央紅軍戰略轉移。

　　豐富了革命道路的理論和實踐。方志敏總結閩浙贛根據地的斗爭實踐，寫下了《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歷史》《信江黨和紅軍以及最近之局勢》《建設我們鐵的紅軍》《關於白區鄉村工作的幾個問題》等光輝著述。在這些著述中，方志敏提出了一系列武裝革命的理論，包括發動群眾舉行武裝暴動、正確開展土地革命、建立和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及反傾向斗爭、蘇維埃政權建設、紅軍的戰略戰術、開展群眾游擊戰爭、加強白區工作、中國革命必然勝利等等。這些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閩浙贛革命根據地革命斗爭實踐中的成果。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曾說：“方志敏同志創建的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方向路線是正確的。我們雖然不在一起，但我們的思想是一致的。”

　　（執筆人：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孫文廣、周德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