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2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

位于西藏拉萨的次仁切阿雪山博物馆，一面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五星红旗静静地挂在展柜中。

“这是1960年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时携带的国旗，可以说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每当有参观者来此打卡，馆长次仁扎西总会从这面国旗讲起。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首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中国人的足迹终于踏上了地球之巅。同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告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登山队登上世界最高峰》。喜讯随着报纸传遍了大江南北，人们纷纷举行庆祝活动，甚至给登山队员写信，表达激动的心情。

回忆首次登顶场景，已是耄耋之年的贡布说：“天快要亮了，走着走着，发现再走都是往下走了。”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蕴含着无数惊心动魄。

木柄的登山镐、铁制的冰爪……博物馆展出的简陋装备，述说着中国攀登珠峰的筚路蓝缕。那时，在西方登山者眼里，珠峰北坡是“连鸟也无法飞过”的“死亡路线”，10多年间外国登山队从北坡尝试攀登7次，均以失败告终。在那个艰苦而特殊的年代，登上珠穆朗玛峰、勘测出属于中国的“世界高度”，是党中央赋予的一项国家任务，有着超越地理概念的价值。

“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力挺登珠峰，曾留下豪壮之言，“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8848，这是很多人熟知的一个数字。1975年5月27日，包括女登山家潘多在内的9名中国登山队队员再度登顶成功，并标定了8848.13米的珠峰高度。

博物馆里一段金属梯，见证了攀登珠峰的传奇。

“这段梯子，是当年我和队友轮流背上珠峰8700米‘第二台阶’的，是中国登山人的创意和智慧。”1975年登山队队员桑珠告诉记者，他们把梯子搭在珠峰8700米的垂直岩壁处，沿梯攀越天险，峰顶近在眼前。此后30多年，大名鼎鼎的“中国梯”成为全世界登山爱好者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必经之路。到2008年奥运圣火抵达珠峰时，“中国梯”已帮助约1300名国内外登山者攀上顶峰。攀登者在金属梯上留下的一道道划痕清晰可见。

“攀登珠峰，中国人敢想敢做！我们那时候憋着一口气要登顶，就是想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是怎么登上珠峰的。”桑珠说，登顶成功后，他到日本、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访问时，发现许多登山界人士还保留着报道中国登顶珠峰的资料。

60多年来，中国登山人的身影在变，但不变的是那面飘扬在地球之巅的五星红旗，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登山人。

2020年5月27日，在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60周年之际，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员又一次登上珠峰，创造了在峰顶停留时长的新纪录——150分钟。

“冲顶计划因天气原因推迟了两次。登顶后我们来不及休息，马上开始干活。”登山队攻顶组成员普布顿珠说。在空气稀薄地带，每多停留一分钟，都会增加一分危险。而在普布顿珠心里，只有“完成任务”一个念头。为方便操作精密仪器、准确观察数据，他和队友在峰顶摘下氧气面罩，在不吸氧状态下咬牙工作了2个半小时。队友拍下的照片中，普布顿珠牢牢地扶住觇标，挺拔而坚毅。

跟此前相比，2020年珠峰测高有了更多新变化。伴随中国科技水平的飞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首次应用、国产仪器全面担纲、5G信号覆盖珠峰峰顶……8848.86米的珠峰新高度背后，中国印记愈发鲜明。“以前很多测量仪器都是国外生产的，现在我们用上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设备，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普布顿珠说。

科技的进步让登山成为专业和产业，但登山精神的底色以及攀登者向上、向远方的追求从未停歇。

从1960年起，每次攀登珠峰，登山队都会成立临时党支部。

桑珠还记得，1975年他们第一次冲顶失败后，手中的报话机传来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的声音：“桑珠，你是共产党员，有没有决心再上去？”桑珠立即应答：“我身体很好，没问题！”

登山者标注珠峰，历史则标注登山者。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在地球之巅代代传接。“我是中国的第三代登山队员，身后也有了新一代登山队员。无论什么时候，老一辈的登山精神都不能忘。”普布顿珠说。

现在，普布顿珠的另一个身份是西藏拉萨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常务副校长。这所1999年创办的登山学校，旨在通过专业训练培养出高素质的高山向导。从该校毕业的学生，活跃在每一座丈量人类勇气的高峰上。

次仁扎西就是其中一员，他熟知雪山博物馆里所有展品背后的故事。“每次攀登珠峰，都是沿着几代中国登山者的脚步，都是跟前辈的一次对话。”次仁扎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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