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追蹤者”在行動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這個看不見硝煙的戰場，有一支低調而又不可或缺的“專業部隊”，時時刻刻奮戰在一線。他們，就是各級疾病預防控制部門的工作人員。

他們的工作並不為公眾所熟知，但在每一個公布的確診數字的背后，都有著他們的汗水和付出。連日來，記者在南昌市抗擊疫情一線採訪了這些火眼金睛、鍥而不舍的“病毒追蹤者”，揭秘他們與病毒斗智斗勇的幕后故事。

一起連環案的偵破：揭開迷霧下的病毒傳播網絡

一名武漢返鄉人員回昌后多次參加親朋好友的聚餐活動，導致9人先后感染，52人被集中隔離。這起聚集性疫情案例，是南昌市涉及人數眾多的案例之一，也引起了公眾的高度關注。然而，這一聚集性案例最初只是多個分散孤立的疫情案例，通過各級疾控部門工作人員齊心協力、抽絲剝繭，最終才將這一連環案“偵破”。那麼，這個病毒的傳播網絡到底是如何發現的呢？

1月26日，一名疑似患者確診的信息被送到位於南昌市疾控中心的防控應急指揮中心，引起了信息研判人員的注意。患者周某1月18日返昌，1月21日發病，1月25日確診，本人聲稱未參加聚餐活動，主要的密切接觸者隻有同行的姐姐（病例2，1月25日發病）以及姐姐的兒子（病例3，1月31日發病）等人。患者在南昌已經停留了一周，正值春節走親訪友期間，他真的沒有參與過聚集性活動嗎？疾控工作人員再次詢問患者本人，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沒有”。

患者正在醫院治療，相關密切接觸者已被隔離，調查似乎已經告一段落，然而信息研判人員並沒有就此放棄，仍然在同期疫情信息庫中不斷進行數據比對。隨后的幾天內，在患者周某的居住地區域周邊，又連續出現多起新冠肺炎確診案例。經過調查，其中的3人分別是周某女兒的岳父（病例4）和兒子的岳父、岳母（病例5、病例6）。疾控工作人員經過仔細詢問，獲得了一個讓人震驚的發現——這3名患者都先后和周某聚過餐。

這一發現頓時讓大家感到緊張。應急隊再度出發，通過一個個調取視頻監控，確認周某在發病前的1月18日、19日和21日分別參與了3次聚餐，而新近確診的3名患者都曾先后參與了其中的部分活動。更嚴重的是，病例6在與周某聚餐后，又與自己父母（病例7、病例8）在家中聚餐。此外，其中一家餐館的老板及其妻子（病例9、病例10）也被發現確診。

經過市、區兩級疾控部門10多名工作人員為期一周的摸排，終於將這一涉及10名感染者的病毒傳播鏈徹底揭開，相關52名密切接觸者也被緊急隔離，避免了更多人被傳染。實際上，這起聚集性案件只是南昌眾多確診案例中的一個。根據南昌市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月21日，該市共報告聚集性案例39起，所涉及病例佔全部確診病例中的三分之二，其中聚餐、打麻將等聚集性活動成為導致傳染的重要原因。

參與“破案”的疾控工作人員鄧志強說，在這次聚集性病例的調查中，如果沒能及時對病毒追根溯源，相關疫情案例都會成為“無頭案”，也就難以進行下一步精准防控，對后續排查密切接觸者十分不利。

“病毒偵探”的24小時：一份流調報告是如何出爐的

面對復雜的案例，疾控人員“破案”有一個重要的手段，這就是流行病學調查（以下簡稱“流調”）。所謂流行病學調查，是指用流行病學的方法進行的調查研究，而具體在一線實施流調任務的，是各級疾控部門的應急隊。疫情發生后，南昌市先后組建了40多支應急小分隊，有上百名“病毒偵探”奮戰在一線。他們的目標是尋找傳染病的源頭和密切接觸者，記錄現場第一手資料，為后續調查提供重要的參考。

說起流調工作的艱苦和快節奏，南昌市疾控中心機動應急隊的范義兵深有感觸。1月26日，一大早他就接到任務，帶著兩名隊員趕赴南大一附院象湖院區，給4名剛剛入院的患者進行流調。在隨后的5個多小時裡，他們穿上密不透風的防護服、膠鞋、護目鏡，挨個與病人進行一對一面談。15時，他們根據掌握的信息，又馬不停蹄地趕赴南昌縣，指導密切接觸者排查和追蹤工作。22時，回到辦公室撰寫病人的調查報告，一直到第二天凌晨2時才完成所有的工作。

一天跑五六個地點開展調查，打幾十個電話核實信息，連夜完成流調報告，這種連軸轉的工作節奏，對於每個疾控應急隊員來說，都是家常便飯。對於一些重要的任務，為了第一時間控制疫情傳播，往往會派出兩路應急隊同時出擊，一路直奔醫院，掌握患者的相關信息，一路前往社區或隔離點進行應急處置、消毒，隔離密切接觸人員。

發病前14天去過哪些地方？有沒有去過重點疫區？最近兩天都見過哪些人？這些問題，都是應急隊員每次必問的關鍵問題。流調報告必須盡可能准確，不能有重要疏漏，同時按照規范要求又必須在24小時內完成首次報告，這其中的壓力可想而知。“如果我們第一關有遺漏，會給后面的工作帶來很多麻煩，耽誤疫情防控的寶貴時間，絕對不能馬虎。”范義兵說。豐富的處置經驗，熟練的溝通技巧，強大的抗壓能力，這些都是一名優秀“病毒偵探”缺一不可的素質要求。

然而，很多時候與被調查人員溝通並不輕鬆。有的人往往記不清楚過去幾天生活的細節﹔有的人因為年紀較大，或者病情嚴重，難以正常溝通﹔有的人則出於保護個人隱私的考慮，或者抱有僥幸心理，對一些關鍵事實有所隱瞞﹔還有的當事人因為短時間內被多次詢問，產生厭煩情緒……這些，都是“病毒偵探”們面臨的挑戰。由於他們不具有行政強制權力，要探求真相，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智慧。

南昌市疾控中心應急辦副主任吳景文有著多年參與流調工作的經驗，他認為要取信於人其實沒有太多取巧的辦法，關鍵要“待人以誠”。一方面，要告知對方故意隱瞞可能面臨的風險和法律責任﹔一方面，又要善於迂回、耐心地做工作、講道理，讓被調查人員理解，盡快找到相關人員才是對他們最好的保護。有時候，患者本人無法打開突破口，需要通過其親屬、鄰居、同事尋找旁証，再通過有關部門的技術手段一一印証。一份千余字的流調報告，需要經過多次反復驗証、補充，其中耗費的心血和艱苦程度外人難以想象。

走進 “戰疫參謀部”：大數據如何破譯“病毒森林”

如果說，破解病毒傳播鏈條就像在玩一個巨大的拼圖游戲，應急隊的任務是收集所有有用的信息碎片，剩下的工作則交由后方的信息研判人員。他們需要在浩如煙海的數據中搜索、分析，發現信息碎片之間的聯系並將其一一歸位，這樣一張病毒傳播的真相圖才能最終呈現。

和沖鋒在一線的應急隊相比，坐鎮后方的信息研判人員則是更為神秘的“無名戰士”。他們所在的防控應急指揮中心，是整個疫情防控的神經中樞和“參謀部”。每天，全市各類疫情信息數據匯聚於此，由專業人員進行信息研判、分析，給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的決策提供參考和建議。

在位於南昌市疾控中心四樓的“戰疫參謀部”，10多名身著工作服的信息研判人員依次排開，或專心致志地在電腦前工作，或是低聲交流。南昌市疾控中心主任陳海嬰先后參與過抗擊“非典”“甲流”、H7N9/H10N8禽流感、登革熱等重大傳染病疫情的戰斗，有著豐富的處置經驗。他所帶領的這支研判團隊共有20多人，大部分都是30多歲的青年專家，基本上是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其中一部分還在中國疾控中心進行過兩年以上的流行病現場實踐培訓。他們分工明確，有的專門負責個案整理，有的負責研究聚集性案例，有的負責大數據分析，有的負責信息報送，是一個配合默契的“破案團隊”。

“最近電腦用得太多，脖子有些受不了。”負責聚集性疫情信息研判的程文娟工作時脖子上挂著一個U形枕，每天對著電腦十多個小時，她的頸椎和大腦一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同時打開十幾個表格，記住上百個人名，把一堆凌亂的數字轉化為時間序列圖，這些工作對她來說都是基本功。她笑著對記者說，因為整日思考比對疫情信息，經常晚上做夢都想著相關人員的名字。

細心、耐心和想象力，是信息研判人員必備的工作能力，大膽假設、小心求証是他們的口頭禪，而團隊協作更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手段。在指揮中心的一角擺放著一塊白板，上面畫著密密麻麻的病毒傳播人物關系圖。對於一些重點的聚集性疫情案例，研判人員經常要在這塊白板前召開“頭腦風暴”會議，列出各種可能的疫情傳播假設，再通過不斷的討論、質疑，尋找到最接近真相的推論。

除了一線工作者的敬業、奮斗，以大數據為代表的高新技術手段的應用，在病毒溯源和排查密切接觸者上也功不可沒。南昌市疾控中心特聘研究員、中山大學博士李美芳是“參謀部”裡負責大數據分析的負責人。“每個疫情病例都可以看成一棵樹，樹根是病毒的來源，樹枝是它的傳播網絡，眾多疫情病例就組成了一個疫情森林，而大數據就是破解疫情森林之謎的鑰匙。”李美芳告訴記者，雖然大數據只是理論上的模型，但是已經在南昌市多起聚集性案例調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大數據分析的結果，可以進行更有針對性的排查，識別漏報人群，進行風險分級，其效率要比“人肉搜索”高得多。

比如，兩個患者互相不認識，在流行病學調查中很難發現他們之間是否存在聯系，而通過大數據對兩人的行動軌跡進行分析，很快就能得出路徑重合度的精確數據，從而推測出兩人發生接觸的概率。根據這個結果，再輔以現場調查，就能很快証實兩人間有無病毒傳播的可能。

“最艱苦的階段已經過去，但越是接近勝利越不能鬆懈，我們要繼續堅守，不能給病毒任何可乘之機。”採訪結束時，陳海嬰信心十足地對記者說。(朱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