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文化的根脈——江西的古陂與灌渠

江西省是農業大省，具有較為扎實的農業生產基礎，尤其是水利方面，從古至今，創造了聞名中外的奇跡。在這塊紅土地上，至今仍保存為數眾多的古陂與溝渠，這是伸展在廣袤田野上的農耕文化根脈，鐫刻在滔滔江河上的農耕文化圖像，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鄉愁，承載著祖輩為創造生活而不懈努力的足跡。眼下正值春耕備耕時節，我省各地農民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積極投入到農事勞動中，確保農業生產有序開展。近年來，我省在完成7297座病險水庫除險加固的基礎上，大力強化水庫和灌渠管理，清淤排障，檢修各類啟閉設備，加強灌渠用水調度，同時切實保護好優秀農耕文化遺產，推動農耕文化遺產合理適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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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的根是農耕文化，江西是稻作文化重要發祥地，據考古發掘，在商代已有水稻生產和水利活動，開始筑堤壩防洪除澇，普遍筑造小型的水陂和土堰用以澆灌。東漢永元年間（58-75年）豫章郡太守張躬在南昌東大湖筑堤，以障贛水。《豫章志》載：“東湖，在郡東南，周廣五裡。酈道元雲：東湖十裡一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本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張躬始筑堤以通南路，謂之南塘，以蓄江水。但一到夏季，贛江容易漲水，江水泛濫，溢塘而過，常常發生水災。南朝宋景平初，蔡廓出任豫章太守，不久便發生了一場大洪水。正值其大兒子出門迎親，停船江中小島旁，兒欲先渡婦船，因衣服被船頭挂住，遂墜入水中淹死。兒子被洪水淹死后，促使蔡廓下決心治水，故史稱：“至宋景平二年（423年），太守蔡君，西起堤，開塘為水門，水盛，旱則閉之，內多則泄之，自是居民少患矣。”

魏晉時期江西相繼興建了許多水利工程，宜春郡內的羅村陂為當時著名的水利工程。《江西通志》載：“羅村陂，在分宜縣西七十裡昌山峽。顧野王《輿地記》雲：“晉永嘉四年（310年）羅子魯斷山峽為陂，灌田四百余頃，故號羅村陂。”另有浮梁縣的寧家陂都是載於史冊的較大水利工程。陂是江河溪流中攔水筑就的建筑物，抬高水位后開渠灌田，當時統治者先后在江西各地廣興屯田，所修水利工程不在少數。如《水經 贛水注》雲：“又富水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舊吳屯所在。”富水乃富城縣之河流，吳時富城縣，晉武帝太康之年更名豐城縣。東吳時在今豐城市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所謂“承陂之家，處處而有”，富水兩岸“咸成沃壤”，成為當時的重要糧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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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新修水利、保証農業灌溉方面卓有建樹，當時的工部設有水部郎中和員外郎，“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總而舉之”。各州縣還設有督察員，唐朝頒布法令《水部式》，收錄灌溉管理的諸多法令條文，表明當時農田水利已規范化、制度化。

據史料記載，贛江上最早出現的防洪大堤，興建於永徽年間（650-655年），位於洪州豐城縣境，“治江十余裡，筑堤防水護田”。且后的富大有堤，其實就是一條河堤，東起樂溫高速公路與紅旗聯圩交接處，西至贛江鐵路大橋南橋頭，全長17.368公裡，是南昌市防御贛江洪水的重要屏障，如今成為車水馬龍的重要交通要道，人們也習慣了這個叫起來有些拗口的路名。然而，它與一位歷史名人有關，這個人就是唐朝的韋丹。唐元和三年（808年），韋丹任江南西道觀察使。他到任后首先做了城市建設規劃，加快城市建設步伐，同時致力於整修疏通河道，開挖湖泊蓄洪，建筑河堤防洪。據《南昌縣志》載，韋丹在主政期間，組織民工於贛江險段筑堤12裡，鑄造魚尾閘，挖陂塘589處，可蓄水灌田12000余畝。因為韋丹建筑南昌城外的河堤，解決歷年來的水患，所以百姓為了感恩，也為了紀念這一段河堤，把它稱為“韋公堤”。韋公堤建成以來，歷代都採取官修、民修方式對其維護加固，新中國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大興水利“富有圩”“大有圩”，並將二者合成一名“富大有堤”，經過70年的不斷修筑，富大有堤修得更高、更厚、更長、更加堅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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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水利工程絕大多數集中於唐中后期。此時就全國和長江中下游地區而言，治水活動的總數，江西地區遙遙領先，水利工程創新率也最高。當時長江中下游地區，興辦水利4次以上的州，湖南、湖北分別隻有一個，而江西卻有4個。僅從水利看，江西的農業迅速發展，已成為南方經濟發達地區。

人與自然頑強抗爭的結晶——臨川千金陂，位於撫州城東南，早在唐以前，撫河上游的汝水，流經城郊西七八裡處，因崖多石阻，流速減緩而江面寬闊，形成一個小湖，叫瑤湖。瑤湖至孔家渡一帶，地勢平坦，土質疏鬆，一次春水暴漲，在瑤湖稍北地段沖開了一個決口，形成一條支港，經流兩百多裡，至蕭公渡才匯進主流。當時百姓在州刺史的帶領下，於支港端口筑華陂，華陂是千金陂的前身，由於當時生產力落后，以致工程屢廢屢修。大歷三年（768年），顏真卿任撫州刺史，他在原陂上繼續加以督修，建土立陂，尋亦廢塞。唐德宗貞元中，戴叔倫任撫州刺史（785-787年），在眾多支港上筑了數十處堤壩節制水流，以利灌溉，其中最著名的是修建了冷泉陂，后屢毀屢修。咸通九年（868年），新任撫州刺史李某（名字不詳，或說是李渤）聚集民工，在故基上橫截汝水，南北筑陂125丈，於次年夏天竣工，史稱千金陂。完工后，不僅“通舟楫之利，利於窮民”，而且“灌注原田，新舊共有百余頃，自茲田無荒者，民番力而開耕”。千金陂自唐至清共進行17次大的維修。2019年9月4日，千金陂入選第六批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至今江西在全國19處中佔了兩處，居全國前列。

古代城鄉水利工程典范——李渠，位於今天的宜春。袁州六朝時即筑有宜春陂。宜春城瀕臨秀江，城內地勢高出水面數丈，居民取水艱難，元和四年（809年），刺史李將順視察地形，知南山水可筑堰引流，乃督民鑿渠引水。其水自宜春城西南60裡的清瀝江而來，流過城西15裡的前山。山下有藥浮陂，此處即為李渠渠口。渠口分為兩派，正派為沙陂，灌田兩萬畝﹔支派為官陂，灌田亦兩萬畝。李將順又令人在城內開深溝，穿過閭巷，既解決了城中缺水，火災難救的積弊，又便利了交通運輸，為紀念刺史李將順之德政，人們將水渠命名為“李渠”。明朝人賦詩贊曰：“十裡疏通田有利，九宮浸灌火無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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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時期，江西大規模興修水利乃至農業興旺發達，被譽為江西“都江堰”的“槎灘陂”就是后唐天成年間（926——930年）建成的。2016年12月20日，泰和縣“槎灘陂”成功入選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成為江西第一個世界灌溉工程保護單位，千金陂緊隨其后。

槎灘陂位於泰和西部的牛吼江上，上游羅霄山脈降水豐沛，森林茂密。槎灘陂距縣城60裡，主陂長105米，陂頂寬7米，底寬18米，平均高度約4米﹔副陂長177米，高4.1米，為南唐金陵監察御史周矩父子鑿石所建。他們帶領鄉民開挖灌溉渠道36條，使當時萬畝受災田地變成吉泰盆地的魚米之鄉。周矩為杜絕“以陂謀私”，避免日后的紛爭，也為了更好地治理陂堰，一是置山林，歲收椿木，春茶，毛竹等，以資修陂之費，而不傷人之財。二是與當地鄉紳共同協商，最終訂立了由陂長負責，各有業大戶輪流執政的“五彩文約”。至此，被稱為“仁、義、禮、智、信”的五個名紳大族，輪流擔任陂長，負責管理水的分配與維修工作，從而使槎灘陂成為“鄉族共有資源”，實現了周矩建陂“不得專利於一家”的初心，也為當今實施“河長制”開了先河。槎灘陂經受了一千多年的考驗，經過多次維修改造，灌區不斷擴展，灌溉面積現達6萬余畝。

南唐時還有龍泉縣（今遂川縣）西筑成北澳陂，“灌溉千石”﹔齊王李景達鎮臨川，開鑿南湖，“延長數百畝，資灌溉之利”﹔南唐大將盧絳屯兵武寧時，筑靡源陂，灌田萬余畝。1989年，江西考古隊在九江岷山鄉的斷崖上，發現了一塊“九江縣南唐水利計工題刻”，反映了一千多年前農民集體修建水利工程的事實。這些水利工程，歷經千年而不衰，依然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閃耀著順應自然，人水和諧的治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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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時期，在不斷地維護加固古陂古堰，擴大灌溉面積的同時，還新修了不少水陂，萬安縣在北部蘇溪鄉境內建有梅陂。《萬安縣志》載：“宋明道二年（1033年），何嗣昌以寺丞知龍泉縣事。縣之禾蜀舊有梅陂﹔灌田二百余頃，歲久湮沒。景佑初（1034年），何嗣昌修復之。”歷經幾代后，抗日戰爭期間改名萬安渠，1951年更名梅陂渠，1954年，該陂所在的蘇溪由萬安縣劃歸泰和縣，梅陂渠相應移交泰和縣管理，至今仍發揮灌田效益。龍泉縣（今遂川縣）建有北澳陂后，北宋景佑年間（1034——1038年），又在縣城西南部左溪河下游，攔水建南澳陂，灌田約6000畝﹔安福縣在治平年間（1064——1067年）於瀘水河上“筑堤瀦水，灌田一萬三千畝”，名叫寅陂﹔永新縣在禾水中游筑有袍陂﹔萍鄉縣在蘆溪鎮的袁水上修復神陂﹔臨川縣重筑千金陂等9座陂壩﹔上高縣在嘉熙年間（1237-1240年），知縣江湘主持“筑陂堰以利灌溉”。

明初，明太祖詔諭天下修治水利，並遣國子監生分赴各郡縣監督，達到了傳統水利建設的最高峰。泰和縣的槎灘陂即在此背景下進行了重修﹔宜春的李渠，明代先后進行過五次疏浚，正德年間知府徐璉再次疏浚，“居民飲食滌濯咸取給焉”，並建亭紀念﹔崇仁的梓陂，由唐初撫州刺史周法猛所修，年久歲湮，永樂年間重修，名曰“石背新陂”﹔臨川縣的千金陂、宜黃縣的永豐陂等大型水利工程，也都基本得到修復。南昌府“豫章為八郡水之所會，地最卑下，故田以堤為命。孜孜修筑，然隨筑隨潰，猶僅僅舉十之三四焉，亦困甚矣。至陂塘清水，又御旱至計也。”萬歷《新修南昌府志》載，各州縣的堤、圩、陂、塘、堰等數量達3000余處﹔而臨川府所屬清江、新喻、新淦、峽江嘉靖時四縣數量達1455余處，隆慶時增至1709處﹔袁州府嘉靖時四縣數量達1700余處﹔撫州府弘治時五縣數量達1762處﹔九江府嘉靖時數量達3524處﹔廣信府嘉靖時各縣數量達400處﹔南安府四縣569處﹔贛州府各縣共計1230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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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燦爛悠久的文明史，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部興水利、除水害的歷史。江西幾千年的治水史留下了數量眾多，異彩紛呈的水文化遺產。新中國成立后，江西各地大興水利工程，在境內大小3771條河流上幾乎全部筑有陂壩或水閘，發電兼灌溉，其中贛撫平原灌區、袁惠灌區、潦河灌區最為著名，成為當代水利典范。

江西中部偏北的三角洲地區，有一片廣袤的綠野，由於贛江和撫河多年的沖擊沉澱，其下游形成了一片可利用灌溉面積達120萬畝的沃土，這就是贛撫平原。南朝雷次宗的《豫章記》中描述為“地方千裡，水通四路。嘉疏精稻擅味於八方，金鐵筱蕩資給於四境”，素有“贛撫糧倉”的美譽，可新中國成立之前隻修過一些圩堤和小壩小塘，旱澇災害嚴重，當地流傳一首悲歌，“贛撫平原災害多，一片哭聲蓋山河，洪水吞沒田和地，干旱奪取手中禾，多少人家逃荒去，多少人家涼了鍋，多少人家賣兒女，多少生命葬洪波。”治國必先治水，新中國成立后，為了解決贛撫平原日漸緊急的旱澇問題，在1958年，作為江西在國家第二個五年計劃中最大的水利工程，贛撫平原灌區於同年5月1日破土動工。建成崗前大渡槽，開挖共計1690公裡的東、西總干渠，1960年基本建成，成為我省最大的集灌溉、防洪、排澇、航運、發電、城鎮供水等多種效能為一體的樣板工程。我省第二大引水灌溉工程——袁惠渠，屬袁河水系，位於新余市，該渠於1957年8月1日破土動工，總干渠全長18.5公裡，北干渠41.21公裡，南干渠77.31公裡，全區有支渠6條，斗渠51條，農渠109條，整個工程全長521.2公裡，惠及新余、樟樹、新干三縣（市）13個鄉（鎮），灌溉面積60余萬畝。我省第三大引水灌溉工程——潦河灌渠，屬修河水系，位於奉新縣，灌區始建於唐太和年間（827-835年）。后於上世紀50年代初改擴建，由7座引水閘壩，7條主干渠組成，干渠總長152公裡，灌溉面積25.4萬畝，受益范圍為奉新、靖安、安義三縣27個鄉（鎮）。在新的歷史時期，江西加快水利工程建設，山口岩、倫潭水利樞紐、峽江水利樞紐等大型水利工程相繼建成，在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美麗新畫卷上熠熠生輝。

以水而生，因水而興，江西書寫了一部關於水的史詩，那些古陂與灌渠，是分列在紅土地上的詩行，成為農耕文化的根脈，綿綿鄉愁的記憶載體。它們是勞動人民勤勞智慧的結晶，將不斷滋育贛鄱兒女。(周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