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扣长城修缮项目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的重点工程。

2020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全国首个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在箭扣长城挂牌成立，对全国长城保护工作起到了示范推动效果。

目前，在总长约10公里的箭扣长城段，完成和正在修缮的已达5公里。

初秋新雨后，蜿蜒盘旋在山峦间的箭扣长城被薄雾笼罩，平添一份神秘气息。经过一个多月的多学科考古，这段明长城解开更多谜团。

“我们首次在北京长城的敌楼顶部发现明代火炕和灶址等生活设施遗迹，还出土了锅、盘、碗、剪刀、铲子等生活用具。”箭扣长城考古现场负责人尚珩说。

尚珩表示，这不仅与相关文献记载相吻合，而且复原了明代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让许多人眼中具有军事功能的长城变得更加“有血有肉”。

这段位于北京市怀柔区西栅子村南山脊上的敌楼及边墙保护项目，是北京自去年以来，将工作重心由长城一般性保护工程向研究性修缮项目转变的缩影，也是中国文物保护理念由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相统筹转变的生动体现。

据介绍，本次研究性修缮采取多学科深入交叉合作研究的方式对长城进行保护。在现场勘查工作中，古建、材料、考古、植物学等多领域专家组成的团队一同来到箭扣长城，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提出建议，最大程度保护长城文化。

“过去遇到长城敌楼（台）上坍塌的砖墙，或许施工人员就对它们进行了清理，但是现在首先引入考古环节，防止对文物的‘无意识’破坏。来自各方面的专家从这些砖墙中还能解读出来自古人和历史的信息，为数字复原和原址保护提供契机。”尚珩说。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鼓励多学科多领域协同合作，推动科技测年、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DNA研究、有机残留物分析等科技考古分支发展。

此次发掘保护过程中，通过动物考古，在箭扣长城145号敌楼清理出的火炕和灶台遗迹中发现了动物骨头；在144号敌楼东侧城墙上发现一处人工垒砌的石堆，经清理后推断为一处炮台遗迹；在143号敌台，敌台靠近关外的一角，发现了用毛石垒砌的方座，结合古代文献，经推测为一处旗杆座。

“这些发现印证了古代文献的记载，比如一座敌台大概住5名士兵，火炕能容纳两个人休息，另外3人值守。每座敌台上旌旗招展，告示此敌台有人驻守，而旗杆需要固定，就离不开旗杆座。”尚珩说。

箭扣长城以雄奇、险峻闻名。在此次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发掘中，142号敌楼“将军守关”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营建智慧。“依山体建造，与山体相融合，5层宽阔的阶梯式放角和巧妙设计的散水，为避免雨水侵蚀地基、抵御外敌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尚珩说。

此次多学科考古还发现了一处暗门遗址。“我们推测明朝侦察兵通过这处暗门去蒙古腹地侦查，而‘将军守关’的‘关’就是这处暗门关隘。”尚珩说。

面对常年的积水、植物生长等“病害”，多学科专家对箭扣长城141至145号敌楼（台）及敌（楼）台间城墙进行“会诊”，开出“药方”。“下雨时碎石泥沙聚集、堵塞排水口，就会造成墙体空鼓甚至坍塌。因此，长城的排水口需要及时疏通，相关专家对‘排水道’进行了测量和设计。”尚珩说，“考虑到植被作为长城景观的自然价值，最终去除了有安全风险的植被，没有安全风险的植被得以保留。”

在141至145号敌楼（台）布设的摄像头等设备对长城文物安全进行监测。“依靠传统人工巡视的监测方式，效率、效果均难以满足长城的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的需求，因此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智能传感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长城本体及周边环境进行持续有效的监测，建立长效监测体系及监测标准。”北京市怀柔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张彤说。

张彤介绍，数字化技术为长城保护工作开拓了新的路径。“目前，我们已完成怀柔区长城本体、重点区域等范围内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三维模型、一期卫星影像监测成果以及历史文献数据的建设工作，下一步将用图像识别、大数据分析实现一定程度的病害自动识别监测，建立长城数字保护标准体系，助力长城保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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