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彩記憶：讀吳冠中作品裡淡淡的“意”趣

最近看到吳冠中先生的一組水彩寫生，幾乎都是其成大名前的作品。都很寫實，在“實”中還融入了淡淡的“意”趣。那時的吳冠中，油畫與彩墨的創作都未達巔峰，水彩寫生雖然精彩，但未必有多少人去關注。其中有幾幅北京風景的寫生，畫的都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

第一幅是鐘樓。在北京的古建筑中，鐘樓是格外引人注目，又往往被人忽略的。它躲在壯闊的鼓樓后面，在鼓樓的映襯下，更顯得瘦巧嫻靜。鼓樓的色調是紅，鐘樓的色調是赭灰。鼓樓是高調的，鐘樓則很低調。畫面上，一群鴿子從樓前飛過，一縷炊煙在樓下裊裊升騰。鐘樓前還有一片民房，多為平房，屋頂都是灰白的，透出冬天的寒意和畫家心中的詩意。左下角標注的時間是1954年，比我的出生早四年。許多年裡，我住的地方離鐘鼓樓很近，目睹了鐘樓那一帶的變化，還有意識地收集了一些不同年代的鐘樓照片。我較近一次去時，畫面上的那片民房均已拆除，擴建為鐘鼓樓之間的小廣場，成了游客的集散地。

第二幅是煙袋斜街。北京頗有幾處稱為斜街的胡同，僅在什剎海旁邊，就有煙袋斜街和白米斜街。雖稱為“街”，其實都是胡同。這個城市的方正，是有歷史的，連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東西的，斜街成為胡同名，自然表示出它們的特殊（多與水系有關）。煙袋斜街史上以賣煙袋和煙葉成名，后來售賣的品種不斷增多，還開了一家澡堂子。我曾在斜街的澡堂洗過澡，還在一戶私家裱畫店裱了一幅某公送我的山水畫，花費當然比琉璃廠便宜，而裱工卻並不遜色。什剎海風景區著力開發后，煙袋斜街的小店如雨后春筍般冒出，穿行、駐足的游人絡繹不絕，再不是吳先生1962年所畫的那般景象了。

第三幅是雪后的會賢堂。會賢堂是前海北沿（沿讀四聲，帶兒音）的一個大宅院，原為清代某高官私宅，后被一山東人經營成京城有一號的飯庄，院裡有戲樓，臨街的閣樓更成為飯庄的水景包間。吳先生早年在北京藝術師范學院任教，那時這個院子是藝師的宿舍，吳先生在此居住了很多年。如果我記得不錯，畫面上的正房就是吳家。在院內雪地上玩耍或掃雪的人中，或許就有他的家人或孩子。六十年代后期某天傍晚，我跟在吳先生的大公子可雨身后走進這個院子時，院內已無這般幽靜的情景，吳家似也緊縮到了正房西端的一側。暮色中，我看到吳先生蹲在屋裡畫架前作畫的身影。已是掌燈時分，屋裡卻還未亮燈，昏暗的光線下，他癯瘦的側影和心無旁騖的專注神態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1981年我再次走進會賢堂時，是拜訪《北京青年報》的副刊編輯譚深女士。她為我編發的小文《游絲》，是我在報刊上發表的處女作。她家住在二層，就是那臨水包間中的一室，她的先生李楯（法學家）和我略有寒暄。后來我才知道，李楯的父親是畫家、美術教育家李瑞年先生，是吳先生的鄰居，也是同事。藝師的美術專業后來並入我曾就讀的北京師范學院（現首都師范大學），成為美術系，李先生出任系主任。在李瑞年遺作展上，我留步欣賞多時的一幅油畫《金銀藤》，畫的就是會賢堂院內培育的植物。

第四幅，據我判斷是萬壽寺。雖是寫生，但非常嚴謹，橋欄、瓦檐等處畫得相當精細，虛實處理、水分的控制也特別得當。此寺地處西直門外高梁橋西，曾是慈禧西去頤和園途中的一處行宮，后曾為東北難民子弟學校（或許老舍筆下拉車的祥子也跑過寺前這條路，拉的是清華或燕京大學的某位教授），一度成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籌備處，最終的用途是北京藝術博物館。

四圖四景，現在的讀者，即便是美術愛好者和吳先生的粉絲或研究者，也未必能說清究竟了。我的喜歡，一是它們能勾起我的記憶，二是水彩畫本身，不是哪個畫家都能畫得來畫得好的，它帶有輕音樂般的特點。我想，如果據此制作一套明信片，應該不會滯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