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5日，樟樹國字山。一群飛鳥像石子一般投入到戰國墓葬所在地山包上，又“嘩”的一聲飛走了，為整個考古現場添了幾分生機。當日，30余名考古專家對樟樹國字山越國王室大墓考古發掘成果進行論証，確認國字山墓葬是迄今江西地區考古發現規模最大的東周時期墓葬。

2022年3月18日，2021年中國考古六大新發現正式揭曉，樟樹國字山戰國墓葬入選。專家認為，國字山大墓的發掘是繼南昌漢代海昏侯墓發掘之后，江西考古的又一重大發現，具有裡程碑式意義。

發 現

這裡是樟樹市大橋街道彭澤村洪光塘自然村，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筑衛城遺址附近。如果不是因為盜墓者身影的出現，樟樹國字山大墓的主人可能至今還靜靜沉睡於千年前的封土之下，在它的最上層，是當地村民的上百座祖墳。

異常出現在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初，當地村民發現在國字山常有可疑人員活動，懷疑有人盜墓，遂報告給樟樹市博物館。博物館工作人員到達現場后，發現有長方形盜洞，附近散落著白膏泥及類似槨板的方木，判斷這些物品應來自早期墓葬，立刻上報江西省文物局。

經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員初步勘探，確認這是一處早期大型墓葬。樟樹市隨即對國字山大墓開展預防性保護，征收國字山墓葬及其周邊地塊，並建立防護性圍欄，指派專人看護。由於國字山是當地村民的祖墳地，有大量近現代墓葬存在，為了保護文物，當地用了大量精力動員村民將疊壓在國字山墓葬之上的近百座近現代墓葬予以搬遷，確保了文物保護和考古工作的順利展開。

2014年，樟樹國字山墓葬考古提上議程。當年8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織工作人員在國字山墓葬周邊開展大面積勘探工作，在筑衛城西側發現了4座大型墓葬，在稍遠的肖家山也發現一座大型墓葬。這些墓葬形制結構相似，均為東西向雙墓道的中字形豎穴土坑墓，而且國字山M1帶有近長方形的圍溝，M2有一圓形的圍溝環繞。

2017年，經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申報，國家文物局正式批准，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隊，正式對樟樹國字山墓葬進行考古發掘。

此次發掘明確了目的，那就是不僅僅是完成一個大型墓葬的發掘，更是以國字山墓葬為切入口，對清江盆地乃至整個江西的兩周考古開展一次深入研究，對江西兩周考古學文化譜系的演變，及其反映的政治、社會、經濟、技術等方面的變化，進行合理的推斷。

推 斷

考古是一件慢活兒，挖開層層封土，面對的可能還是墓土，需要考古人員耐心十足地對泥土裡的文物“抽絲剝繭”，尋找古人留下來的蛛絲馬跡。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王意樂作為領隊之一，8年時間，經歷了考古工作的枯燥和驚喜，見証了國字山大墓神秘面紗的揭開。

王意樂介紹，2017年下半年，聯合考古隊開始對國字山M1進行考古發掘。首先對周邊近百平方公裡范圍的區域進行了踏查，新發現了一系列重要的遺存﹔2018年，開始發掘清理國字山M1的封土和填土﹔2019年，完成封土和墓室填土的發掘，開始提取文物。

聯合考古隊發現，墓葬是東西向中字形豎穴土坑墓。主墓道向東，墓道底部均呈斜坡狀。墓室面積約230平方米。墓壁豎直，深約6米。槨室周邊是由白膏泥、木炭和紅生土分層夯筑而成的二層台。墓室四角均有意留出一個打破二層台的角坑。南壁正中、二層台偏上的位置有一壁龕，內置陶鬲、鼎、豆、罐等。

墓葬雖經早期盜擾，但沒有出現讓考古隊員揪心的最壞結果——大墓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的種類以漆木器為大宗，此外還有金屬器、陶瓷器和玉石器等。

王意樂告訴記者，國字山墓葬裡出土的禮器有銅鼎、盉、盤、匜等﹔樂器包括鐘、鼓、琴、瑟、箏，以及編鐘架、底座等，其中箏保存得較好，總長2.3米，是目前發現的先秦時期最長的一件箏﹔兵器有戈、戟、劍、鏃、漆木盾等，其中漆盾有30余面﹔車馬器有車軎、傘蓋、衡末飾和銅泡等﹔日常用品包括鎮、削刀、鑿、帳鉤等﹔陶瓷器包括多件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等。墓內還有一件青銅鳩杖的跽坐人形鐓，此類器物以往多見於長江下游的吳越核心文化區。部分青銅器有包金、錯金裝飾，表現出高規格的特征。另外墓葬中還出土有蜻蜓眼、玉龍、玉鳳等精美裝飾品。

佐証墓主人身份的重要發現來自兩件有銘銅戈(戟)。經專家考証，銘文分別是“者殹自乍用戟”和“於戉台王旨殹之大子不（？）壽自乍元用矛”。器主分別為越王勾踐的玄孫翳和翳的一個兒子不（？）壽。（注：“？”或為殘字或異體字，還需進一步論証。）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曹錦炎認為，這兩件戈分別是三戈戟的組成部分，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與不（？）壽戈同銘的矛，兩者是同字模制作，原先當為一組。以往越國銅器都是在越國以外的區域發現，是楚滅越以后的戰利品。這兩件越國器物出土於越人墓葬內，表明江西地區在越滅了吳后被越所控制，屬於越國的勢力范圍。

多位專家對國字山墓葬內多種文化因素共存狀況產生濃厚的興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教授田正標指出，墓內出土的遺物，很多有著明顯的越文化印記，如印紋陶、原始瓷器、鳩杖、有銘銅戈、銅鎮等，提梁盉和曲柄盉以往多見於江淮地區，漆木器則有著顯著的楚文化特點。

專家們同時認為，230平方米的墓室面積、大量人殉陪葬，國字山墓葬外圍的圍溝在中原地區的韓王陵和固圍村墓葬均有類似發現，都証明了國字山墓葬的高等級。

意 義

發掘，提取，清理，修補……一件件文物像拼圖，考古工作者通過這些零星的蛛絲馬跡慢慢拼湊出一個遺失的王朝，讓今人驚嘆並迷醉於考古帶來的文化震撼和拆盲盒般的考古驚喜。

國字山大墓發現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它是越國貴族墓，其東側約300米處即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筑衛城遺址。筑衛城遺址前后經過三次考古發掘，發現有新石器時代（樊城堆文化）、吳城文化和東周時期遺存。城址周邊有高聳城牆環繞，現存最高處達21米，城牆外側的城壕清晰可見，是江西地區保存最好的先秦城址。此次國字山大墓的考古成果認定，對於研究筑衛城遺址有著重要的作用，兩者是互証關系。

“江西地區在先秦時期的歷史，文獻上記載並不清楚，需要從考古學來了解和構建。國字山墓室規模巨大，葬具規格高，呈現出多種文化因素交流的特征，是目前江西發掘的最大先秦墓葬，對於探討江西東周時期的歷史，特別是江西地域文明華夏化的進程具有重大的意義。”“墓葬與筑衛城的性質當有著密切關聯的判斷意見很到位。這是以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作出的很好實踐。”曹錦炎認為。

論証會上，考古專家們一致認為，國字山墓葬的發掘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它填補了江西先秦歷史時期的歷史序列和考古學文化的空白。江西地區雖然有吳城、牛城和新干大洋洲等一系列重要發現，兩周時期雖然有李洲坳大墓等重大發現，但整體文化面貌並不清晰，文化譜系不夠完整。國字山墓葬的發掘填補了部分空白，為考古學家們開展江西地區先秦時期的考古工作構建了很好的節點，為筑衛城城址的定性研究及探討清江盆地兩周時期聚落布局和社會結構打下堅實的基礎。

國字山墓葬內出土的越國銅器銘文涉及越王翳和他的大子不（？）壽，據此可以推測墓主與越國王室密切相關。國字山墓葬內有顯著的越文化因素。國字山墓葬是筑衛城城址的附屬性遺存。筑衛城周邊分布有大量同時期城址、遺址和墓葬等，構成了以筑衛城城址為核心的聚落群。筑衛城是越文化的區域政治中心，在越國和越文化研究中佔據著突出的地位。

國字山墓葬內發現越、楚和群舒等文化因素，加上本土獨特的文化面貌，形成了多種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東周時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的關鍵時期。通過國字山墓葬的發掘，不僅能了解江西地區在東周時期的歷史過程、政治格局的演變，同時對探索江西地區融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過程也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王巍認為，“這是近年來我國東周考古的重大發現，對於研究我們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研究號稱‘百越’的越文化面貌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國字山墓葬還有很多文物仍然在清理之中，考古工作者正在耐心整理、探隱索微。那一段塵封的歷史，將更加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記者 鐘秋蘭)

（本文圖片由國字山聯合考古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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